文丨陈昕
  1996年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内出版了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是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参与建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的扛鼎之作，还是一部有助于社会理性形成的理想之作。

  这部著作出版30年长盛不衰，累计印刷35次，发行近30万册，被全国数百所高校选作教科书，在1998—200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被引用次数位于中文图书第三位，实属难能可贵，而且这一成绩还是在没有修订过一次的情况下取得的。

  作为教科书，修订乃题中应有之义，因为学术在不断进步，唯有不时修订，才能与时俱进，延长生命周期。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这些年当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本书竟然在未曾修订的情况下，仍被那么多的高校选用，这至少表明作者当年的著述是很超前的，用杨小凯的话来说，其“材料的组织非常系统地包含了研究的前沿和靠近前沿的成果”，保证了长时间的不落伍。本书还有自己独到之处，那就是紧密地联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展开分析。尽管如此，这部教科书还是有修订之必要，作者当然也明白这一点，只不过采取的是另一种方法，那就是后来又写了一本教科书——《博弈与社会讲义》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30年纪念版的序言中是这么说的：“对博弈论的学生而言，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读，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能够长盛不衰呢？除了给出完整系统前沿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知识之外，它还做出了什么样的学术和社会贡献？以我一个经济学编辑的理解，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加速了经济学的范式转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学致力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引入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二是引入了以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产权经济学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出版则把这种转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古典经济学对现代经济学的理解，很多时候局限于“需求曲线”与“市场均衡”的静态描述，聚焦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博弈论则将经济学的核心从“物”的配置（资源分配）转向“人”的行为（交互决策）。书中介绍了各类对策模型，让读者明白经济决策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策略互动。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理性的决策者通过预测对手的行为来优化自身收益，这种互动既可能导致非合作均衡，也能在特定机制下涌现合作秩序。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产权、交易费用为研究对象，其方法论可以概括为以交易费用为核心分析变量，在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约束下，通过比较不同制度安排在节约交易费用和提供激励方面的效率差异，来解释经济组织和历史演进，因而具有高度的情景依赖性和非标准化特征，注重逻辑推演与定性分析，并不特别依赖于复杂的数学模型。而博弈论建立在严格的数学模型基础上，《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涵盖了各种合约理论模型，有严谨的数学推导，有序的公理化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和制度分析。显然，这种研究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学范式转型。当然，这也对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杨小凯当年是这样评价《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这种功力不要说国内的学者难以达到，就是西方经济系教授，很多也是达不到的。”

  第二，分析了中国转轨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一般介绍，而是试图提炼出一种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来展开对中国转型期特有体制问题的分析。例如，在论述信息不廉价（即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激励机制设计时指出，为了解决资本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应形成的一种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制度安排，而最优契约安排是把资本交给最有本事且最敢担责的人来经营。这不仅提出了企业家队伍建设的问题，还深入到国有企业改革的产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层面，通过机制设计来解决“谁来监督经理人”这一难题。

  又如，在论述动态博弈与声誉模型时，强调在动态的社会博弈中，制度决定了参与者的未来预期，而未来预期又决定了他们是否会为了长期利益而建立和维护声誉，从而选择合作而非隐藏的行为。为此还分析了“声誉模型”与“棘轮效应”模型带来的截然相反的激励效果，提出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和法治等制度设计，改变社会博弈的规则，将人们从“棘轮效应模型”的恶性循环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进入“声誉模型”的良性轨道，进而实现从短期隐藏到长期合作的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