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人眼中，孔庙首先是儒家的象征。而在帝王或士人等不同角色的人看来，其象征意味又不相同。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在其新书《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中指出，“孔庙就是考科举、做官僚这一行的行业庙，只不过这个行业恰好分享了公共权力，所以孔庙同时也成了官庙”。而孔庙既“公”又“私”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孔庙的从祀制度。

  从祀由皇帝批准，往往还要经过朝廷的公开讨论，说到底是一项政治行动，它不仅体现一时的学术风尚，还与特定时刻的政治生态有关。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此三儒声势显赫，尤其前二者生前已是誉满天下，但将他们送入孔庙的提请却相当之晚，且经过了延续三十多年的三儒从祀之争，这已远远超出了“议礼”的范畴，是一个政治事件。



《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
段志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5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的意图，就是在思想史中，探寻孔庙在晚清国家认同所受到的冲击和转变。在“旧庙”篇中，作者先是剖析孔庙的“公与私”，探寻其作为行业庙的特质，进而解读从祀与公论的关联，并聚焦晚清从祀的诸位贤儒探讨了清代孔庙从祀的扩容情况，展现了旧庙的内在逻辑。接着，在“新神”篇中，作者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视作一政治事件，分析了曾国藩、陆心源、郭嵩焘、陈宝琛、孔祥霖、赵启霖等围绕三人从祀展开的一系列或支持或反对的博弈，并且，作者通过深入分析孔庙与宪政的交织，从祀议案的腹背受敌，折射出宪政与儒家政治理想的碰撞。尾声部分，则深入探讨旧庙新神的内涵、各自表述的 “国粹”、《三儒从祀录》以及孔庙的近代命运等，呈现了孔庙从祀史上的“异数”与那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图景。翻开它，一同领略晚清变局中孔庙从祀背后的复杂与深意。


作者简介
  段志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思想史、明清文化史、中国文化地理等。出版专著《顾祠：顾炎武与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参与网络音频节目《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博物馆里的中国通史》《水生万象：水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细节》《白银时代旅行史》等，广受好评。


精选书摘
孔庙从祀史上的“异数”
  顾、黄、王三儒的从祀是孔庙历史上的异数：

  他们在理学上多有建树，但都不是纯粹的理学家。尽管顾炎武（有时也包括黄宗羲）被清代考据学追溯为朴学的开创性人物，但是他们也不是单纯的考据学家，并且自宋代以后就再也没有考据学者被从祀孔庙；

  他们的学术博大庞杂，特别是对许多“敏感”的政治问题都有自己鲜明的主张，其中一些思想（例如《明夷待访录》）已经逼近传统所能允许的边缘。更重要的是，这些主张被清末要求政治变革的人士（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所吸取，他们也在两百多年以后成为士人的新偶像；

  他们不是单纯的学问家，在天崩地解的易代之际都有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胜朝遗民，他们对新政权始终保持不合作的态度（尽管具体行迹容有不同），并把对异族统治的愤激之情化为对社会问题的独特见解，所以他们既常常被“忌讳”，也容易被“树立”。

  孔庙是意识形态的最高神殿，在它所代表的“道统”与政治权力之间，有交结，有争夺，也有屈服。在顾、黄、王从祀孔庙前后所经历的三十年中，出现过对他们是否可称“传经卫道”的质疑、对他们政治立场的避忌、对他们背后所代表的地方势力的警惕、对士人舆论的压制等等，但是形势的变化逐渐超越了这些阻碍的因素，最终将这三位新型偶像的神位送入两庑。

  说他们是“新型”偶像，并不是说三儒本身就属于新时代的象征，或者说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先声（尽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很多），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单就他们从祀孔庙的历程来看，在传统的框架之下——无论是传经还是卫道、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无论是学问经济还是躬行实践——他们都不合乎从祀的标准，也因此被屡次驳回。但是，到了光绪末年的最后一次请祀，整个的政治和思想氛围已经达到了突破传统的临界点，这时三儒才获取了最高统治者的认可。

  促成三儒从祀的因素大致有这两个方面：

  第一，是出于保存本国思想文化以与西方思想的强势入侵相对抗的努力。戊戌以后，西方思想的传入处于加速度的状态。特别是在废除科举制以后，“新学”迅速占领各类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许多人开始担心中国固有文化的沦亡。这种忧虑遍及朝野上下。但是，以理学思想解释的经典系统由于无法提供针对现实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已经逐渐丧失了在一般大众中的地位，此即是前引郭曾炘诗中所谓“濂洛信正大，学子已倦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继续保持本国文化对士人的吸引力，必须树立起新的、与时势相切合的人物或著作，而顾、黄、王三人则被认为是根植于中国经典传统、其思想又合乎政治社会变革方向的人物，正是宜于提倡的最恰当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