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史：1789—1815》
王养冲、王令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丨2025年1月

  法国早在11世纪就已逐渐成为欧洲的文化中心。中世纪后期流传这样一句话：“意大利的教皇、日耳曼的帝国、法兰西的学艺。”当时法国大学之多，为欧洲第一。从1180年路易七世承认巴黎大学，1200年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又批准巴黎大学制定的法规起，到大革命爆发的1789年，共有大学22所，建于1500年前的有巴黎大学（1180）、蒙彼利埃大学（1220）、图卢兹大学（1229）、昂热大学（1306）、卡奥尔大学（1331）、奥尔良大学（1337）、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大学（1409）、普瓦蒂埃大学（1431）、瓦朗斯大学（1452）、卡昂大学（1452）、南特大学（1460）、布尔日大学（1464）、波尔多大学（1473）13所。16世纪增加了一所兰斯大学（1548）。17、18世纪由于征服而并入法兰西王国的大学先后有：佩皮尼翁大学（1659）、杜埃大学（1668）、多尔大学（1678）、斯特拉斯堡大学（1681）、奥伦治大学（1713）、蓬塔穆松大学（1766）6所。还增加了3所天主教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1681）、波城大学（1722）、第戎大学（1722）。其中多尔大学于1691年改设于贝桑松，蓬塔穆松大学于1768年移往南锡；卡奥尔大学于1751年归并于图卢兹大学。在这22所大学中，除3所天主教大学外，虽然情况也不尽相同，但就学科来说，一般都像巴黎大学1200年制定的法规所规定的那样，开设学艺、神学、法律、医学4科。学艺指哲学和一般文化，包括文法、修辞学等，“这是基础的一科，学生必须先修习学艺，然后才能在其他3科中选习1科”。在1789年，有大学生1.25万到1.3万名；法律科3500名，医学科600余名，学艺科5000名，神学科3000一4000名。其中至少有65%是政府官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子弟。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大学都不是特别创办的，它们是作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自然发展起来的。”就以巴黎大学而言：从一开始就“致力于捍卫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正是“大学的博士”首先“确立人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人的人格属于人自己，只有自由契约才能给人以约束”，为更新思想、更新观念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又如奥尔良大学，曾是罗马法教学和研究的主要中心之一。对人文主义和新教主义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1650年时，那里大约有1万名新教徒，是推动工艺、交通和文化事业等前进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小城市几乎都有设备相当完善的图书馆、阅览室。它们同1715年从英国传入、作为思想社团的共济会（Franc-maconnerie）一道，对传播新观念、新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共济会主要活动于1726年前后，参加者首先是自由派贵族和富有的资产阶级。巴黎和波尔多于1732年、瓦朗西安于1733年分别成立共济会支部（loge）。1735年，在巴黎成立共济会总部（Grand Loge），较大程度地向社会开放。在昂坦公爵和克莱蒙伯爵相继主持下，各地支部不断增加。1773年，法国共济会全面改组，重组了共济会总部（Grand Orient），由奥尔良公爵（即后来的菲力普-平等）任大师（grand maitre）主持会务。随后又由蒙莫朗西-卢森堡公爵接替，至1789年止。虽然有部分支部反对这次改组，但不影响共济会在法国的继续发展。1789年时，属于共济会总部的会员约3万人，分属629个积极活动的支部。这种支部在巴黎有60个，在外省（主要在卢瓦尔河以南）有448个，在王家军队里有68个，其余的分布在殖民地和国外。不过，共济会不是一个真正的集中而协调的组织，更不是一个政治性组织，它取代了旧有的宗教性会议（confrérie），给城市的社会上层分子以交往、宴集、传布新知、讨论问题的机会。会员几乎都主张宗教宽容，赞成理论上的博爱、自由、平等，只是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概念，具有启蒙社团的特色，却又同社会等级制度有紧密的联系。在1789年各项事件中虽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但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此外，从18世纪中期起，城市中大街上的咖啡馆增多了。它们同样是人文荟萃、交流思想、扩散新知的地方。

  更加重要的是巴黎的沙龙。沙龙一般由一些身为女作家的贵妇人和名门淑女主持，是哲学家、诗人、艺术家、学者、作家叙谈和举办宴会的场所。如德·朗贝尔侯爵夫人、唐森侯爵夫人、德芳侯爵夫人、若弗兰夫人和莱斯比娜斯小姐等，都主持各自的沙龙，先后有费内隆、丰泰内尔、孟德斯鸠、马布利、爱尔维修、达朗贝、狄德罗、孔迪亚克、孔多塞和《百科全书》的不少合作者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