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西书东藏》里写了37位名家，有些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像梁漱溟、徐志摩、钱锺书等，也有一些，相较而言，听闻过他们名字的读者少一些，像张若名、杨刚、沈宝基等。目前从部分读者的反馈看，他们多认为我写后面这些人反而写得更好些。确实，我自己在后面这些人的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心力，我盼着自己记述的故事能让更多人认识张若名、杨刚、沈宝基……文化的苑囿中不是只有异卉仙葩，初看时不那么引人的小花，也可能有幽香。在我心目中，《西书东藏》里写到的各个人物，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身姿、格调完成了对西学的摄取与传布。我认为，正是他们的不同构成了他们的共性，才使得那个时代的文化显得如此丰富多彩，也才使得那个时代值得追抚、值得玩味。近现代以来的中国人，已无法自外于西方文明，《西书东藏》里记述的人物在西方文明的水流中汲取、栉沐、嬉游，有的是专心致志，也有的是深厉浅揭、从容、萧散、洒脱。那种心胸、那种气度、那种风姿，让人悠然神往，或许也能让人憬然有悟。学问也好，人生也罢，说到底，是要有种气象的。书是小的，是微末的，我们实不妨试着从小处着眼，借以窥见大的气象。

  藏书报：这本书能管窥西学在民国的传播史，同时也能观照到民国的西学阅读风尚。从您的收藏中，能总结到哪些现象？ 

  刘铮：兹事体大，这里只能拣有意味者、有趣味者略述一二。其一，那个时代的人普遍意识到，西学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它不仅仅是“道器”“体用”二元论里的那个“器”、那个“用”。因此，很多中国学人严肃、耐心地学习、考察、运用西学的成果。这一点，我觉得对今天的中国人恐怕仍是有启示的；其二，在某种意义上，那一时期的西学还处于“混沌未凿”的状态，学科之间的畛域远不像今天这样割裂分明，所以分属不同领域、有着不同背景的人可能会读同一类书甚至同一种书。这使得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共同语言、共同爱好。《西书东藏》里就写了，不管是外交家，还是大学校长，抑或史学的专门家，他们都爱读文学作品。甚至我们可以夸张一点说，民国的西学，是文艺风的西学。这就很有意思；此外，由于“混沌未凿”，人们不会觉得“跨界”是个什么了不得的事儿。从语言的角度来说， 那时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在第一外语之外多学一门或几门其他语言有什么特别，所以兼学、兼擅多门语言的人多极了，《西书东藏》里提到的王云五、唐钺、毛子水、张申府、洪业、吴宓、姚从吾、浦薛凤、向达、梁宗岱、施蛰存、邵循正、钱锺书、赵萝蕤、周一良、乔冠华、王锺翰、夏济安……皆是如此。什么是“大的气象”？我觉得这也许就是征象之一。

  藏书报：从书籍史、阅读史以及版本收藏角度来说，《西书东藏》会给大家什么样的启发？ 

  刘铮：在西方，目前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很蓬勃，相比之下，中国学者起步较晚，可观的成就不多。尤其方法论上的考究、严密，还完全谈不上。说实话，中国的书籍史、阅读史学者，亲手摸过的书可能都太少了。研究浪漫主义时期读者批注的学者杰克逊（H.J.Jackson）写书前一共检视了约1800种留有读者批注的旧籍（Romantic Readers: The Evidence of Marginalia, 2005）。我不知中国有几个书籍史、阅读史学者下过这样的“笨”功夫。我个 人的收藏，相较于公藏，只能说像芥子之于须弥，太渺小不足观了。然而这个“芥子”是在我手里不断摩挲、反复审视过的，也说不定比那蒙尘的须弥山更能揭示出一些东西来。但愿《西书东藏》能如一个初燃的引信，引得中国的西学书籍史、阅读史绽放出漂亮的漫天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