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书于此时期的《史话》，可管窥作者对学界关于古乐历史的正本清源。依据我国最早的乐器贾湖骨笛的出土，作者认为可考的中华文明起源可向前推进至八九千年前。被誉为古代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包含着相当于现代以C大调音阶为基础的全部十二音音列，且能奏出“一钟双音”，由此证明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多声思维和先进的乐律体系，于是，作者提出“一切贬低、怀疑中国文化的论调……不攻自破”。孔子把“郑卫之音”视为“亡国之音”，书中认为这是一种误解，“郑卫之音”是郑国与卫国的民间音乐，是在周列国的音乐中艺术性最强、感染力最大的一种。过去，常有人讥讽中国的传统唱法“没有理论”，甚至诬为“大本嗓”。面对质疑，田青引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中的“善歌者必先调其气，氤氲自脐间出，至喉乃噫其词，即分抗坠之音”，提出“氤氲”于古诗形容云气古荡的自然景色，此处指歌者“自然”“通畅”的气息，说明祖先早在1000多年前已开始总结科学的发声方法。

以人为本
诠释礼乐文化
  礼乐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显现，其内容包含古代宗教、政治、伦理、制度、民俗、艺术等诸多方面，既彰显着中国人独有的人生智慧，又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理念。《礼记·乐记》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和也。”在古代，行“礼”定用“乐”，举“乐”必以“礼”；“礼”中有“乐”，“乐”中有“礼”。一部中国古代音乐史实际上是沿着礼乐文化的脉络，由中国礼制及与其相辅相成的乐制，在不断演化中形成礼乐和俗乐两大体系交织融合的中国传统文化史。

  虽说发端于先秦、成熟创立于西周的“礼乐制度”在战国时期因“礼崩乐坏”而终结，但国家必有礼乐之观念并未降解，并依附于礼乐和俗乐两大文化体系延续千年。周代发明的“八音分类法”，将由编钟和编磬组成的“金石之声”定位最高贵的乐器，汉唐间依然延续该制度，将金石乐悬领衔的雅乐置于宫廷最高端，以国乐之基因意义而存在；周代将直接与“礼”联系在一起的祭祀音乐和仪典音乐奉为雅乐，用于祭天地、祀考妣的雅乐便是诞生于中原的“六乐”或“六舞”，隋文帝依旧视雅乐为国乐，并将定律调谱器均为中原自产的国乐定为“华夏正声”；清朝，国家礼制仪式用乐因雍正禁除乐籍而“文化下移”，国家礼乐民间为用，之后三百年间渐以“民间态”呈现于众，延续数千载的礼乐观念在当下则以非遗形态、小传统方式活态存于乡间。

  音乐是人创造的，被赋予多种功能性意义，以至在为用过程中呈现出代表着“国家在场”的礼乐和对应着世俗人情的俗乐之分，并随着社会变革而相互交融。《史话》一书以人为本，依据作者多年深耕于田野民间的经验积累和为人民而写作的时代担当，从满足人的审美、娱乐、教育等诸种精神文化需求和实现社会功用、实用功用的角度来解读如百花园般多姿多彩的中国古乐，诠释礼乐文化中蕴含的藏于天地万物之中、人际交往之间、人格修养之内的精神内涵。

  被誉为“圣人之器”的古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古琴艺术更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骄傲与共同保护、传承的文化遗产。田青曾为古琴艺术申报文本的撰写和申报片的摄制、编辑工作做出重要的贡献，对古琴艺术所反映的古人基本的自然观、天地观、价值观有着深刻的理解，书中多处可见在不同朝代以古琴艺术承载的礼乐精神。如，通过描写春秋战国时期琴师伯牙与樵夫钟子期“高山流水觅知音”的传说和孔子学琴过程中对“道艺”精益求精的追求，刻画出古代先人从音乐中悟出的敬已、敬人的儒家思想和注重在对音乐“道艺”的学习中修得人生“德行”的教育思想；撷取汉代文学宝库中琴曲《胡笳十八拍》的第一段，用一位把对家乡的思念和与儿子生离死别的悲痛融入音乐的母亲形象，描绘音乐寄托的家国情怀；借用魏末乱世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悲壮之举和对阮籍《酒狂》琴曲里跳荡蹒跚的节奏、步履维艰的醉态音乐形象分析，来隐喻3000年来存在、兴盛和受宠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文人社会范围内的古琴艺术所蕴藏的礼乐文化中不畏权贵、舍生赴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