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身对于佛教史有着深厚的研究基础，所以他在论述佛教和隋唐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将正史中被遮蔽的一面揭开，看到了曾一度成为佛教文化中心的唐王朝在佛光照耀下闪耀于世界舞台上。中古时期的佛教，不仅作用于人们的心灵世界，甚至一度立于政治舞台中央，作者对于此相关内容论述极为深刻。佛教一度作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重塑政治内涵，改造政治话语，为统治者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像是论及杨坚代周而立，在称帝时在全国大规模分舍利建塔，作为成为佛教理想君主的转法轮王的标志，武则天也采取同样的手段。最后，她不仅成为传统意义、儒家体系下的帝王，也成为了佛教理想的君主转轮王。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以及唐代佛塔都表明，佛教的观念在隋唐时期对政治术语、帝国意识，以及公共生活空间的礼仪和建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基于对历史史料的把握适时做出合理的大胆推测也是此书较为新颖的一部分。像是依据史料的记载猜测杜淹是李世民手下而非李建成手下，所以才会陷害李建成。还有因张氏兄弟和武则天关系密切，将升仙太子碑这一权力象征的功绩碑和张昌宗联系在一起是当时和后世都流行的说法，以致《旧唐书》中记载700年武三思称张昌宗是升仙太子王子晋后身，然而作者看到《全唐文》在969年武则天完成中岳嵩山封禅后即开始“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后期不过是群臣在王子晋信仰流行的氛围里，将张昌宗附会成王子晋的化身。

  总之，作者并未局限于正史记载，而是以立体多元的视角剖析历史现场。例如，对杨广、李渊、李旦、李适在历史事件中的行为分析，不仅突破了正史所载的立场，更呈现出真实历史现场的丰富本色。文中大篇幅以纪传体写人，在人物选择上不仅写帝王将相也会关注到小人物的命运，诸如李千里、武惠妃、宋之问等等。在对历史人物进行分析时，格外注意到历史惯性认知对人物评价的影响，在作者看来，人们对理想人物的描绘多趋于单一，因此，我们需要超越后人的评价去还原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作者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文章原载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