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调查中，真正引发全世界关注的是，在芬兰的教育体系中，表现最差的学生和表现最好的学生之间，其实差距并不大。这种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所有学生都很优秀，尽管这并不是芬兰人的首要目标——但芬兰人却发现，如果把教育平等放在首位，卓越也会紧随其后。

  芬兰国土不大，环境单一，所以芬兰人有时很难相信，自己的成功可以帮助到那些更大、更多元的国家。但这确实令人振奋，这样一个贫困国家，在过去30年里，教育改革竟然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反观美国，投入了更多的钱，却收效甚微。

  Q：美国有很多中介，最大的中介可能就是保险公司。雇主必须承担员工的医疗保险，您可能会对此感到困惑。其实，如果你想要获得最先进的、最前沿的手术或治疗，那你就会想要待在美国。但心脏病专家桑迪普·乔哈尔(Sandeep Jauhar)表示，如果你只是得了一般的病，美国的医疗体系其实并不能帮你获得最好的照护。在研究美国医疗体系时，您发现最震惊的事是什么？

  A：我想说这可能是两回事——你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以及你花费的金钱。我真的很震惊，美国人光是制定保险计划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谁是你的医生？进行线上治疗吗？哪些费用可以减免？哪些费用可以进行医疗报销？这一套下来，效率其实很低。最重要的是，如果人们真的生病了，真实情况其实特别不平等。你能得到的医疗服务，你要花费的金钱，这些都取决于你当时在为谁工作，你的雇主给你制定的保险计划。

  随着医疗成本的上升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所有国家都因为医疗保险计划而烦恼，所以医疗保险问题其实并不简单，也没有国家能给出万全的解决办法。而美国在医疗方面的支出远超其他国家。但研究表明，美国的医疗情况比其他西方国家也好不了多少，多数情况下甚至还要更糟。

  虽然美国拥有最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教学医院，但同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的医疗体系总的来看其实管理不善。我觉得美国人一般认识不到，与拥有全民医疗的国家相比，寻找合适的医疗服务其实要耗费更多成本，而这些都是美国人因认知上的不足所要付出的代价。在美国，如果不必花这么多精力寻找负担得起的有效医疗保险，人们会有更高的生活质量。

  Q：您居住在芬兰时，自己的收入里有将近30%是用来纳税，这和很多美国公民在美国交的纳税其实差不多。纳税给您带来全面的医疗保险、带薪伤残假、带薪育儿假、负担得起的日托，以及免费的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您解释说，您上交的纳税并没有流向美国人眼中的那种“福利国家”，而是直接用在您自己的身上，帮助您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您发现，那些依赖政府项目的美国人，其实就是呼吁搞那些项目并从中获益的人。某些圈子里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每当有一个向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缴费的人，就有另一个人能够从中不劳而获地享受利益。这要如何向美国人解释，一个口口声声让所有人获益的政府体系，会真正惠及所有人？

  A：美国人的观念已经落后，北欧人的观念是：每个北欧人上缴的税收，都会进到国家的社保体系之中，然后用到北欧人自己身上。总的来说，北欧国家确实比美国收的税多，但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把联邦的税、州的税和城市的税都算下来，北欧人交的税实际上并不比美国人高多少。但北欧国家对富人征收的税确实比美国要多。

  我的整个观点就是，除非你也谈谈纳税人得到的回报，否则你单谈税收没有任何意义。想要提供和接受优质社会服务，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为每个人创造更多平等、提供更多机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社会保障。即便是富人，如果你有即时满足的高质量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就能创造出一种更积极的社会文化。

  在美国，人们想知道自己纳税后能获得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许多基本需求都是由私人或雇主来安排。但与此同时，许多美国人都没意识到，他们实际上从各种形式的政府项目中受益，不管他们是通过税收抵免还是其他方式获益。

  政府需要更透明，让人们知道他们的钱去哪了，又获得了什么回报，而不该是努力为特殊的利益集团游说。当社保体系受某些力量操控时，很容易成为一个不受民众待见的负面体系，还会引发更多的不平等，让每个人花费更多钱。打造一个容易让人们看得到切实好处的体系很重要，比如每个人都上得起好的公立学校。这样纳税人就更愿意缴税了。

  Q：当您谈到税收时，您说美国还停留在过去，而北欧国家已经面向未来。请解释一下您这句话的意思。

  A：在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提高社会保障运行的效率和透明度。这会更适合当下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无论你是个体经营者、企业家、高科技公司的员工（这类公司有能力为员工协商额外福利），你都可以享受基本的社会服务。

  我们可以一起思考这种现实情况：美国的医疗保健由雇主承担，雇主还要保障雇员的健康保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签订短期合同或进行个体经营，所以按道理应当将医疗保险与工作类型进行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