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通常并不知道政府对“生命价值”设有专门数字。美国环保局在小布什总统任期内给人命定了两个价格：70岁以下为370万美元，70岁以上则是230万美元。饱受批评之后，环保局取消了歧视老年人的数字，如今把每条人命的价值定在910万美元——这个数额远远超过大多数美国人一辈子能赚到的钱。美国政府各部门的人命价码还各不相同，非常混乱。这些数字从何而来？没有人知道，因为并没有什么合法的交易市场可以决定一条人命此时此刻值多少钱。经济学家到底凭什么给人命定价？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此类的计算都来自预设的立场，或错误的假设，甚至美好的愿景。比如环保局把生命价值提到如此高的标准，主要是为了能以此为准获得更多的资金进行环保工作，这种官僚主义钻空子的行为当然一直都存在，只是如今在数据分析的帮助下，有越来越具体却并非越来越精确的数字支持，也因此可能越来越离谱。

  弗里德曼提供了一些复杂的例子，比如从医学角度来看，假设救任何一个新冠肺炎重症病人的“救命成本”在金额上是一样的，本能上人们会认为救一个年轻人比救一个90岁老年人更合情合理。医学统计为了精准衡量成本效率，发明了一种叫做“生活质量指数”的方法，简单来说，就是计算在投入同样成本的情况下，一个病人能有高质量生活的时间年份长度（英文简称QALY）。医院可以以这样的“数据”来说服自己安排更健康、更年轻的人得到更多的医疗资源。然而不难发现，这本身是个巨大的假设，你很难知道年轻病人是否平时热衷于极限运动，第二年会死于飙车事故，而90岁的老年人在生活质量只有年轻人一半的情况下，却能再活十年。此类看似科学的QALY分析，还通常忽略个体对“生活质量”的理解。一个老年人虽然生活质量不高，但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同样比年轻人低得多，很有可能他所需要的医疗成本远远低于正在准备参加奥运会、对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程度要求极高的年轻运动员。

  弗里德曼并非全盘否定数据和成本效率分析的价值，而是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现有的技术官僚手段能保证它作出正确的判断。人命从根本意义上无法计量，也因此，统计预设必须更为全面、更为灵敏、更有自我反省的态度。从生命价值的角度来看，唯一可行的方法，是至少默认每条命值一样的价钱，而非想方设法用来路不明的数字代替我们对生命价值的真实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