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聂卫平来上海参加《新民晚报》和《围棋》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天元赛”挑战赛。作为东道主，我在国际饭店12楼请他吃饭。当我走进国际饭店的一瞬间，我忽然就想起了大新公司，想起了何顺安老师，想起了何顺安和杨官璘的十局赛。一晃，已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上海最高的国际饭店，今天已经是小弟弟中的小弟弟，真是物是人非。我生发了洞中一日、人间千年的感慨。饭厅在12楼，在座的有陈祖德，还有上海棋界和新闻界的两位朋友。聂卫平大口喝着啤酒，谈着中日围棋擂台赛。我热情地传菜于聂卫平的盘中。棋手在一起，自然离不开棋。一位棋手问聂卫平：“你和胡荣华下围棋，可以让几个子？”

  聂卫平看了看我，微笑着说，“多不能让，大概4到5个子吧”。

  我立即反驳：“绝对让不了4子，2个子差不多。”

  因为是老朋友，又因为多喝了点，聂卫平就开始天马行空：“你忘了1980年那次，我让你到11个子……”

  聂卫平竟然让过我11个子！在座的都大吃一惊！此时的我，也成了醉翁。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棋。我说那次比赛太不公平！下棋时围棋队员在一旁起哄，当我走了一步好棋时，围棋队员却说是“臭棋”，明明走了步臭棋他们却说是“好棋”；加上输一盘就跳让2个子，这样，才有了让11个子的出典。我的解释引来了大家的一阵笑声。

  聂卫平坦承那一次胜之不武，但强调说让4个子应该没有问题。我继续喝酒，不置可否。一边有好事者插叙：“胡荣华和老聂下象棋，估计可让两个马吧！”我借着酒意说让两个马或者马三先都可以。

  聂卫平怎么会买账呢！聂卫平说让马三先我不懂其中奥妙，要吃亏。可是两个马你肯定让不了。我把所有兵马守在自己阵地上，来一个兑一个，你怎么让？

  既然彼此都不买账，作为棋手，只能是在枰上一见高低。于是，有人提出两人来一次三棋全能赛。陈祖德听后，表示赞同。不过，陈祖德说仅仅是两个人的对抗不热闹。干脆，就举办一个全国范围的三棋比赛。陈祖德还表示他愿意做发起人，促成这一赛事。在座的当然都赞成。聂卫平还建议把桥牌列入全能比赛项目。可桥牌是两人配合的比赛项目，对象不同，很难计算胜负，所以当时就被“否决”了。

  棋圣棋王酒后“论战”的新闻，被记者透露出去，分别在贵州、广州、上海的几家报纸上披露。《羊城晚报》用“假如胡荣华向聂卫平挑战？”为题作了报道，引起了棋界的关注。

  比赛后来是在北京举行，而且是在三年之后。既然全能赛是在上海提出，那么为什么不在上海举行？原来，上海的有关方面曾经研究了多次，发现困难颇多：如果先进行选拔，然后每项棋产生2至6人比赛，经费支出浩大，筹集的难度相当高；比赛规程怎么定？胡荣华碰到聂卫平彼此是让子还是平下？如果让，让多少？积分该如何计算？既然是全国性大赛，在海内外有极大影响的棋手也希望参加，该怎么处理……于是，三棋赛就这样拖了下来。

  1989年，在重庆举行全国象棋个人赛期间，北京棋院的负责人王品璋表示，愿意承办三棋赛。北京西城区华远建设开发公司表示乐意赞助经费，北京兆龙饭店也愿意以优惠条件接待棋手。北京棋院先确定了参赛对象杨官璘、胡荣华、陈祖德、聂卫平、刘文哲、简怀穗等六人。这六位都是蜚声海内外棋坛的高手。除了大家熟悉的陈祖德、聂卫平、我之外，简怀穗在1964年曾获全国国际象棋冠军，广东象棋甲组棋手，1971年担任香港围棋社社长。刘文哲是国际象棋特级大师，1962年曾获得全国象棋赛第6名。于是，这场酝酿三年的全能大赛，终将在北京举行。确定参赛的选手中，唯一有变化的是广东杨官璘。这位在20世纪50年代蜚声棋坛的象棋高手，考虑到自己“封刀”多年，回信婉谢。于是，又请了曾在象棋“棋圣战”和“棋王战”中夺魁的李来群代替。经过近一个月的紧锣密鼓的筹备，三棋赛万事俱备。

  1990年1月20日，三棋赛在北京兆龙饭店揭开战幕，并且定名为“华远杯”三棋全能超级大赛。华远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任志强赠诗一首，以志庆贺：

三棋乃众弈之首，六君称群雄之冠。

同庆创联赛之先，合竞博全能之王。

  企业家任志强是一个文化人，也是一个象棋迷。他很有投资意识，也看到了三棋全能赛的广告效应，于是敢为人先地进行了投资。今天的任志强，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公众人物。

  为了迎接这次比赛，我和聂卫平在赛前都作了充分准备。我在广州和上海找了好几位围棋高手练兵；聂卫平特地到承德国际象棋集训基地找棋手下国际象棋。

  1月21日下午1时，我和聂卫平两人赶到北京工人俱乐部大舞台当众交锋。比赛前，我特地在兆龙饭店理了一次发。兆龙饭店的收费也太贵了，收费高达21元。21元，是我平时在上海市体委大楼理发费的15倍！出场时聂卫平还是头发披在额上，穿着一套浅色西服，配上红色的领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