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她赶上了高校史上的大事件—院系调整，国家准备成立北京航空学院（后来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她以创始人的身份，担任北航筹建委员会委员，并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奠基人，第一任空气动力教研部主任，创建了第一个流体力学实验室。

  尤其在担任国内首个空气动力学教研室主任后，开设了理论空气动力学、实验空气动力学等系列课程，并为教研室建立了一整套低、高速风洞设备。

  一九五六年，在一年前回国的小学同学钱学森的建议下，她勇敢地突破原苏联航空教育体系的桎梏，吸收欧美的教育优长，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空气动力学本科专业。

  从此，她的名字便和她的专业一样，永远和北航黏连在了一起，先后担任北京航空学院飞机系副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

  一九五四年，新中国第一届人代会召开，总共代表一千二百二十六人，女性代表一百四十七人，陆士嘉为其中之一。

  她作为浙江省的代表被选举参会，和她同行的浙江代表有周建人、竺可桢、邵力子、马叙伦、马寅初、冯雪峰等，都是广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在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她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配合国家从天空走向太空，她在教学的基础上，积极从事黏性流体力学、电磁流体力学和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的研究，为北航及科技人员尽快熟悉太空并展开工作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学校，她主导开设黏性流体力学课程，带领年轻教师共同完成了上述学科的教案。她倡导，科学研究要考虑是否对流体力学的发展有用，对国家发展有用。

  一九六五年，她任北航第一研究室主任时，组建了一个高超声速研究小组，并再三强调其研究方向和课题不能从文献中去找，不能抄国外的作业，而必须服从实际任务，课题必须源于型号设计的需求。

  陆士嘉毕竟不同于钱学森或徐舜寿，后者的战壕在制造的厂区，在大西北的试验场，在应用的终端区，而前者的战场在教室，在实验室，思考和研究的是流体力学方面正在探索或有待探索的问题，一时难见成效。

  也有人劝她别干这些“以后”的事，不如做些周期短、见效快的工作。

  她坦率地说：“我知道有些问题短期见不到成果，甚至下一代也难见到，但基础研究就是无尽的探索。我希望我国在力学上有所突破，最好有重大突破，我愿意成为探索中的一名小卒，一颗铺路石子，为后来者积蓄经验。”

  一九七九年，中央决定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九九三年后称院士）评选，学部委员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最高学术称号。一九八一年，中科院开始正式增选委员。

  按规定，每名候选人须有三名学部委员推荐，而主动推荐陆士嘉的委员达到七名，其中包括号称“教育宗师、科学泰斗”的严济慈老先生。

  第一轮讨论愉快通过，当有关部门请她填表格时，她还蒙在鼓里，生气地说：“我并没有申请做委员，为什么要填表？”工作人员告诉她，这是多位科学家联名推荐的，是陆先生众望所归。

  她沉思一下，说：“我回国以后主要在学校从事教学，也做了些研究工作，但比不上一生都做研究做应用的，比如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他们。另外，我年龄大了，为国家出力的时间和机会不多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去比较合适。”

  第二轮讨论时，陆士嘉又被一致推选为候选人。当有人正式通知她时，经过沉思默想，她给科学院写了一封信，以一名老党员的诚恳言辞，请求将她的名字从候选人中删去。

  事后，严济慈钦佩地说：“别人打破头找我推荐，我皆推脱。我力挺陆先生，她却请辞。”科学院和媒体盛赞她“两让委员”的高风。

  真正的科学家，品格像金子。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参与“两弹一星”的著名物理学家郭永怀（留美博士，中科院学部委员、力学大师），从青海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时，空中遭遇强对流天气，发生不测。飞机坠毁之际，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的躯体紧紧地抱在一起，为的是将装有氢弹试验数据的公文袋夹在两人之间。

  郭永怀悲壮地离去，但他另有一项重大任务却落到了陆士嘉肩上：将普朗特的著作《流体力学概论》英文版翻译成中文。这本著作多达五十五万字，如果由陆士嘉翻译，还得根据德文版重新再译，这对于年近六十、体力不支、身体欠佳的她来说，无疑是如翻雪山般艰巨。

  陆士嘉的体力消退，并没有消减毅力和能力。她不加犹豫地接了下来。陆士嘉在她的斗室里逐字翻译，逐句推敲，不知度过了多少个通宵。在熬过了十几个寒暑后，一九八一年终于将老师的巨著译成。在出版的署名问题上，因她的强烈坚持，郭永怀为第一译者，第二才是她。

  陆先生为著名的流体力学家，按规定，上下班可以派车接送，但她谢绝了校方好意，坚持每天乘公交上下班，从清华园的住宅到北航，再从北航返回清华。

  她常说，居里夫人没把两获诺贝尔奖当回事，随手将金质奖章扔给女儿在地上踢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