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吸引子显然与“自然”不同，它不是整个星球，只是薄薄的临界区，结合了土壤和世界。两者的形象原来截然相反，现在发生了改变：一个与“本土”无关的土壤，一个既不像减-全球化也不像星球幻象的世界。

  从土壤中，“在地”继承了物质性、异质性、厚度、灰尘、腐殖质、接续的地层、令人惊讶的复杂性、必需的密切监测、必需的细心关注。你从天狼星上看不到这一切。这与一个开发项目或房地产项目刚刚抢占的地块正好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土壤是不能被占有的。人们属于它，但它不属于任何人。

  但“在地”也继承了世界，不过不再是以“全球”的形式——这种减—全球化和现代化计划的衍生物相关——而是以一种更活跃的全球模式，即以加—全球化记录存在的样态，不把自己限制在“本土”，不站在任何边界之内。

  土壤让人依附，世界让人脱离。依附让人走出“大域外”的幻觉；脱离让人走出边界的幻觉。该如何平衡，这是要好好计算的。

  幸运的是，还是有解决方案的。新气候制度专有的新行动者具备某种特质：它们不能通过一系列嵌套的尺度从小到大，从“本土”到“全球”，就像谷歌地球软件收放自如一般，其实只是幻觉。

  试图让构成“在地”的地域上的活动斗士回到国家、地区、民族或身份的边界内是没有意义的；试图从这些地域斗争中脱身以便“走向全球”，并从“一个整体”把握地球也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对时间或空间尺度、边界的颠覆，正是“在地”的特质。这种力量同时在各处发挥作用，但它没有统一性。它是政治上的，但与国家无关。名副其实如大气一般。

  正是在这个相当实际的意义上，“在地”重新分配了政治。每一个参与构成生活地域的存在都以自己的方式（sa propre fa?on）来确定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全球的，并确定它与其他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

  二氧化碳的空间化与城市交通的空间化不一样；含水层的“本土”与禽流感的“本土”不一样；抗生素将世界全球化的方式与恐怖分子完全不同；城市形成的空间与国家建立的空间不一样；狗狗卡宴（Cayenne）使得它的主人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去往了她从未想过的方向；如我们所见，以煤炭为基础的经济与以石油为基础的经济不一样，两者勾勒的斗争不同。我们可以以此类推。

  “全球”和“本土”都给“在地”带来了糟糕的影响，这也解释了当前的绝望：对于既大又小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这确实让我们灰心。

  该怎么做？首先是描述。如果我们没有清点、调查、测量——一厘米又一厘米，一个行动者又一个行动者，一个人头又一个人头——“在地”的组成，我们怎么能在政治上采取行动?我们可能会发表精辟的意见或捍卫可敬的价值观，但我们的政治情感将是空洞的。

  任何政治如果未能提议恢复对隐匿的生活地域的描述，那就是不诚实的。我们不能跳过这个步骤。这样的政治规划根本就是政治谎言，没有什么比它更无耻。

  如果说政治的实质已经被掏空，那是因为底层无声的抱怨被上层泛泛、抽象的言论代表了，两者完全不同。这被称为“代表性的不足”。

  但是，哪里还有行动者能够准确地描述它所依赖的东西呢？减-全球化使这种操作变得几乎不可能——这正是它的主要目的：人们无法理解生产体系，也就无从抗议。

  因此，必须先提出一套拆解（dé-agrégation）的前置作业，完善对地景（地理-社会冲突存在于其中）的呈现，再进行重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像往常一样，要自下而上，要通过调查。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同意将“生活地域”定义为某个“在地者”赖以生存的地域，并询问还有哪些“在地者”依赖于它。

  这一地域不太可能与传统的空间、法律、行政或地理单位对应。相反，它将跨越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尺度。

  对于“在地者”来说，定义“生活地域”就是列出它的生存所需，因此也就是列出它准备捍卫（prêt à défendre）的东西，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为此付出生命。这既适用于狼，也适用于细菌；既适用于公司，也适用于森林；既适用于神灵，也适用于家庭。我们需要记录的是“在地者”的“propriété"，即属性、资产、所有权等，以便了解它受什么支配和依赖什么，直到明白被剥夺了这些东西，它会消失。

  显然，困难在于如何制定这样一份清单。这就是生产过程和生成过程之间最极端的矛盾之处。

  在生产系统中，清单很容易拟定：人类和资源。在生成系统中，相对来说，名单更难制定——因为清单上的行动者、生动者、活动者都有自己的路径和利益。

  事实上，一片地域并不局限于容纳单一类型的行动者，而是包含或远或近的所有生动者。通过调查、经验、习惯和文化，我们发现它们的存在对“在地者”的生存而言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