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进程受阻、“人类世”生态危机愈发凸显之际，法国思想家布鲁诺·拉图尔在《着陆何处：地球危机下的政治宣言》一书中提醒人们发现“在地”与“临界区”的丰富性与重要性，由“生产系统”转向“生成系统”，把自然、环境、生态纳入政治考量，摆脱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政治僵局，重新定位理解当代政治的坐标系统。下文选摘自该书。

不平等的激增和对气候突变的否认是同一现象

  本书的目的仅仅在于，在2016年11月11日这天，趁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机，把评论家们已经指出但忽视其中内在关系的三种现象联结起来。因为忽视了内在关系，评论家们并未注意到能够从这种联结中获得巨大的政治能量。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很多人都相信“历史已然终结”（l'histoire a terminé son cours）之时，另一部历史悄然开始。

  这段历史最初是以所谓的“去管制化”（dérégulation）为标志的，但这个术语使得“全球化”这个词越来越具有贬义性色彩。同时，这段历史也是全球所有国家一起以爆炸性的、令人眩晕的方式加速不平等的开端。最后，一个往往很少被提及的事实是，系统性否认气候变化的举动在这一时期登上了历史舞台。（“气候”一词在此处应采纳广义的理解，即人和人生存所需的物质境况间的关联。）

  本书建议将以下三种现象作为同一历史境况的症候。这一切似乎表明，很大一部分统治阶级（今天我们以一种很模糊的方式称之为“精英”）已得出结论，认为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容纳他们（统治阶级）和其余的居民。

  因此，统治阶级决定，无须假装历史好似能够迈向一种共同前景，在这种共同前景中所有人类可以同等富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统治阶级就不再引领民众，转而躲避在世界之外。像这种溃逃，唐纳德·特朗普仅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象征罢了；而我们却要承担所有溃逃的后果，因为缺乏分享的共同世界而被逼疯。

  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如果不把气候问题及否认气候问题置于讨论的中心位置，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最近五十年以来的政治立场。如果不承认我们已经迈入新气候体制（Nouveau Régime Climatique），我们将无法理解不平等的爆炸式加剧，也不能理解放松管制的程度，更不能理解对全球化的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理解急着回到民族国家的古老保护之中的欲求——这就是我们（其实也是相当错误地）所称的“民粹主义的抬头”（montée du populism）。

  为了抵制这种共有方向的丧失，我们就必须在某地着陆。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如何自我定位。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地形图中描绘一些坐标，在其中重新定义的不仅有公共生活中的情感（affects），还有公共生活中的利害关系（enjeux）。

  ……

恢复对生活地域的描述

  任何声称将政治情感引至新的利害关系的文本，都有致命缺陷。读者们有权在最后提问：“这一切都很不错。整个假设即使没有被证明，也算是吸引人，但我们在实践中如何处理它，它对我有什么影响？”

  “我应该从事朴门永续农业（perma-culture），领导抗议活动，向冬宫进军，遵循圣方济各的教诲，成为一名黑客，组织邻居的聚会，重演女巫的仪式，投资人工光合作用，还是你想让我学会追踪狼群？”

  你会说：“你给了我一张图表，让我对朋友和敌人的位置作‘三角计算’，但除了投掷飞镖，观察他们离这个或那个端点更远或更近，我就完全无能为力了。”

  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让人感到失望，但也不能要求它比当下行进的历史走得更快：“在地”是众所周知的——谁没有想到放弃现代化的坐标呢？但与此同时，新气候体制没有建立起共有的制度。正是在这种中间状态下，在这场奇怪的战争中，我们发现自己既被动员到前线，又被遣散到后方。

  由于“在地”既空旷又拥挤，情况就更加不确定了。“回归土地”的倡议数不胜数，这个词组在艺术展览及学术期刊中，在重新关注公共资源及重新占领偏远乡村的活动中随处可见。由于缺乏另一个坐标系，我们在选举或浏览媒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大取代已经发生了。

  情况确实如此。第三个吸引子没有诱人的色彩。它需要太多关照、太多关注、太多时间、太多外交手段。今天，仍是“全球”在闪耀，给人自由、激情，让我们忽视甚多，同时获得解放，予人永葆青春的印象。只是它并不存在。“本土”让人放心、让人舒心、让人有认同感。但它也不存在。

  本书开头提出的问题，含义有所改变：“我们如何让人拥有被保护的感觉，而非立刻回归身份认同和边界防御？”答案是：从两个方面互补，一方面依附于土地，一方面走向世界化，但现代化使两者相互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