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虚构”是影视作品的一把双刃剑，既拓展了创作的自由度，也限制了作品的真实性。对于同样的题材和思考，具有纪录性和实验特征的真人秀更能够直击主题。

  美国著名政论家、新闻记者沃尔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众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他认为，在人们内心和现实社会的中间有一个媒介所创造的“拟态环境”。“真实的环境在总体上过于庞大、复杂，且总是转瞬即逝，令人难以对其深刻理解，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对如此微妙、如此多元、拥有如此丰富可能性的外部世界应付自如。而且，尽管我们必须在真实环境中行动，但为了能够对其加以把握，就必须依照某个更加简单的模型对真实环境进行重建。”[4]可以说，真人秀的场景设置就等同于这种“拟态环境”的“实验室”布置，只要设置得当，它就如同一个人类行为与情感的“实验室”。相反，如果场景设置不符合“实验”要求，“自变量”失控，很可能发生因“变量参数”误差引起的实验数据失真，导致结果的不可信。譬如，我们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经常遇到“少数服从多数”“服从集体”“扎堆看热闹”等场景，在这些场景里，原本有不同的判断或选择的个别人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影响，这种同一个群体里大多数成员的选择对于少数个人的影响叫“阿希效应”（Asch effect），它显示了理性判断以外的安全感等元素在人类社会行为中的影响力，是从众（Conformity）的经典例证。这个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最早提出来的理论发现，影响一个人是否会屈从于群体压力，有以下三个因素[5]：

  一、多数人群的大小。也就是说，持相同选择的人数越多，对于这个持不同意见者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

  二、是否有一个人支持被试者的正确选择。当一个人被孤立的时候，他人的“支持”就显得格外重要，即使只有一个人支持被孤立者的观点，也会产生极大的鼓舞；

  三、正确答案和多数人所持立场的差距。如果一个人是人群里孤立的一个，那么他所坚持的正确观点与其他人的错误观点差距越大，这种差异感对于他自身的压力也就越大。

  如果把上述影响过程用话剧或者影视剧来表现，比较困难。这种影响潜伏在人的心理深处，是思想层面的挣扎和矛盾冲突，很难外化为可视的画面，而如果频繁地使用“单白、独白”的形式又很容易让观众觉得乏味，因为这种纯粹应用声音作为信息传递媒介的艺术形式不适合电视观众期待的“读图快感”。古罗马诗人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库斯曾经说“诗如画”，指出了文本与影像的紧密联系。在人类获取资讯的过程中，“读图”以其获取的便捷性产生直接影响。根据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库利的观点，“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形成自我”[6]。进入传媒社会后，这种心理随着媒介的发展逐渐表现出“镜中人”的特征，影像世界中的人物行为和互动反过来也会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产生行为和心理上的影响。事实上，“图像”对于人类行为的影响由来已久。

  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通过画图和读图的方式作为互相交流的补充手段，文字的产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里程碑事件，但增加了人际交流中的“编码”和“解码”的流程，虽然丰富了交流内容，但形式上增加了阻碍。影像技术的发展使人类重新获得了“面对面”交流的快感，但也延伸了互相干扰和作用的范畴。《电影的形式与文化》一书的作者罗伯特·考克尔曾这样阐述：“视觉景象使事物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对事物真实性的信服延展到了对事物影像的信服。凭借经验，影像与词语相比能够直接而迅速地被人接受和理解：在那里，完整，真实。”[7]因此，既要通过影像来让不同文化程度的观众都能够直观地“看见”，又要在“真实”形态下完成这种理论化内容的“可视化”，就必须找到一种介于“真实”与“理论阐述”的共同媒介。真人秀通过设计适当的游戏，并记录它的真实过程，就自然而然能够产生戏剧性影像片断。因此，真人秀的形式天然适合人文科学的影像化呈现，它可以被称为一种经过视像艺术化处理的科学实验。

  注释:

  [1]董华峰、余香凝 ：《电视真人秀节目 ：一种电视节目的形式乌托邦——基于节目生产者视角的真人秀节目形式分析》，《新闻界》2017年第5期，第83页。

  [2]参见《智族GQ》杂志2021年电子版第10期。

  [3]周光凡：《传统与现代化的戏剧性冲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4]［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5]［美］菲利普·津巴多、罗伯特·约翰逊、安·韦伯：《津巴多普通心理学》，王佳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8页。

  [6]［美］乔恩·威特：《包罗万象的社会学》，王建民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4年版，第62页。

  [7]［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56—3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