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和对人才的争夺。俄罗斯及其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员国能否成功地向资本主义经济和稳定的民主政体转变尚不可知。苏联的核武器库常常被众多灾难片描述成灾难的源头，要么就是导弹或弹头被一些胡作非为的国家购买或偷去，从而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有段时间美国曾计划建立一套“星球大战”防御体系以应对突袭，这个体系耗资巨大，效果却无法印证。手提箱炸弹、生物炸弹已成为更易被恐怖分子采用的武器，当然还有飞机。恐怖主义成为21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且更加危险，因为恐怖分子都是些毫无牵绊、输得起的人，并且不愿意坐下来谈判。

  正如罗伯特· A. 海因莱因在他早期那些“未来史”型的故事中所预言的，宗教激进主义的影响在爱尔兰和埃及慢慢减弱下去，但在伊朗和阿富汗却取得了胜利。科学世界观与宗教激进主义世界观之间的冲突也许即将成为社会和政治长期分裂的源头。这种力量及其对传统道德观和保守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了美国持续的政治动荡：保守派和自由派势力先后占据上风，直到一位民主党总统先发制人，确保了自己的中间立场，他的共和党继任者走的也是中间路线，直到被另一位民主党中间路线者所取代。公众当中那种保命要紧的偏执看法在韦科惨案和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中达到了顶峰，到了新世纪，这种心态似乎减少了不少，但是由个人实施的杀戮行为在大中学校变得屡见不鲜。

  到了21世纪，在科学技术的引领下，加上以激进主义为基础的恐怖主义的火上浇油，变化的速度加快了。恐怖分子对纽约世贸中心和华盛顿五角大楼发起的袭击导致了一场伊拉克境内的长期战争，战争的目的是寻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铲除萨达姆·侯赛因，将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赶出阿富汗。游击战的新战术（以临时爆炸装置为代表）让建立独立民主政体的努力变得复杂；美国的反击就是能够发射制导火箭的无人驾驶战机。2011年，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相继发生了人民起义，独裁统治被推翻，这股浪潮还波及了中东的另外几个国家，但最终这些国家不是面临独裁政权的卷土重来，就是陷入不同军事力量的对抗之中。叙利亚爆发的内战使得“圣战”组织的威胁不断升级，在这场内战中，中世纪神学与现代社交网络的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技术继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电脑和通信设备的功能越来越强大，体积越来越小，越来越便携智能。飞机设计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在采取了种种对付恐怖袭击的措施之后，各种运输难题多了起来。汽油价格飙升，航空业的利润受到了威胁，最后航空公司不得不对行李托运和食品供应这些一度免费的服务收取费用，之后航空公司通过合并（加上燃油价格有所下降）才保住了自己的利润，服务质量却大不如前。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让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人民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也威胁到人们对未来的展望，而这正是曾经让科幻小说的阅读和教学被人们接受并尊敬的根本所在。

  更多的大制作科幻电影和频繁播放的电视剧让普通大众了解了科幻，但同时也令观众对科幻的本质产生了误解。1960年代的科幻电影中不乏佳作，如《人猿星球》《华氏451》《太空英雌芭芭丽娜》和法国拍摄的《阿尔伐城》（Aphaville），其中以库布里克的《2001：太空漫游》为巅峰之作，不过，比起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星球大战》三部曲，前者不过只是序曲罢了。《星球大战》与其说是科幻，不如说是神话，但片中神话故事的主线和拍摄价值，以及巨大的商业成功，为这一类型的电影树立了新的标杆，并向电影工业证明了科幻电影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科幻电影占据了最卖座影片排行榜的大部分位置。《星球大战》为后来的科幻电影铺平了道路，如《第三类接触》、《异形》及其续集、《银翼杀手》（Blade Runner）、《终结者》（The Terminator）及其续集、《沙丘》，以及其他几十部没那么野心勃勃的电影。这股潮流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而《全面回忆》（Total Recall）的诞生又引发了一系列由菲利普· K. 迪克作品改编的电影的风行，如《黑客帝国》（The Matrix）、《独立日》和《侏罗纪公园》（Jurrasic Park）。21世纪头十年的科幻电影大多来自漫画书，而这对科幻小说的阅读毫无促进，也证实了约翰·巴克斯特在《电影中的科幻》一书中的观点，即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有着不同的起源，对科学在应对宇宙中可能的危险和在人类生存的潜在变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不同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