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疗当局的这种“沉默”与协约国集团其他国家采取的更为积极的措施形成了鲜明对比，引发了英国医疗专业人员在1918年遭遇“专业技术失败”的说法。然而，如果将英国的反应与其他地方采取的更有力的措施进行比较，就忽略了1918年英国大后方的情况非常不同这一现实，也忽略了地方政府委员会和医学新闻界积极参与宣传的程度。和一些媒体报纸一样，1918年英国医学界的首要任务是避免使平民恐慌，尤其是在半数以上的医务人员都在执行军事任务的情况下。然而，随着疫情的蔓延，药剂师报告称人们争相购买奎宁和其他药物，引发了人们对恐慌性购买的担忧，显然，这种沉默无法持续下去了。于是，纽肖尔姆转向了诺思克利夫，向《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医学记者简要介绍了地方政府委员会对疫情的了解，并利用其专栏向读者提出了实用而乐观的医学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纽肖尔姆的行为可以被视为生命政治的一种形式。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纽肖尔姆和其他医学评论员一样，很快发现自己被夹在对立的话语之间，这些话语一方面要求他劝导平民认真对待流感的威胁，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恐惧本身成为感染的原因，又要鼓励人们要保持“乐观”。

报道流感
  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每日邮报》主评论页上的一篇文章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生命政治话语中存在的矛盾。这篇文章出自该报的医学记者之手，标题是“流感来了吗?”，开篇就提醒读者，大多数流感的发作并不比感冒更严重，患者不应“对其过于恐惧”。然而，接下来作者就警告说流感的并发症确实可能会非常严重，“现在就做好防御准备”将是明智的。然后他列出了一系列建议，比如尽可能多地在户外活动，以避免感染流感杆菌，“勤劳的耕作者比他那久坐不动的邻居逃离流感侵袭的机会更大”。读者也被建议要注意避免“过度疲劳”和“受寒”。然而，最关键的建议是“保持乐观”，因为据说“精神抑郁状态”易于引起疾病的发作。

  在这个阶段，流感似乎还没有严重到动摇主流政治话语的程度。然而，到了6月底，随着伦敦出现零星流感暴发的报道，《每日邮报》改变了说法，建议怀疑自己感染了流感的读者“立即上床休息，不要试图‘一切照常’，否则只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第二天，在得知柏蒙德塞一家皮具工厂的“300名女工”生病的消息后，纽肖尔姆向《每日邮报》提交了一系列公开简报的第一份，他告诉《每日邮报》的医学记者，虽然目前的疫情没有“1889—1892年的大流行那么严重”，但英国各地以及法国、德国和西班牙都报道了疫情的暴发。纽肖尔姆认为全民隔离措施是“行不通的”，大意是个人应该监测自己的症状，并从自己以及更广泛的人群的最佳健康利益出发采取行动。因此，他建议患者应在出现症状后立即上床休息，并在之后至少保持4—5天的隔离。

  到了6月末和7月，描述疫情的语言又发生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导火索是汉普郡布拉姆利的德国战俘营暴发的流感，近1000人入院接受治疗，占战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索尔福德记者报》的一篇报道建议患者不要试图“一切照常”，而是应该在受到流感侵袭之后立即上床休息。这家报纸还援引一位医生的话说：“如果你四处走动，试图摆脱它，情况会变得更糟。”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关于坚韧和坚忍的话语往往占主导地位，而在《泰晤士报》的社论版中更是如此。

  不管此后流感在军营中感染的情况如何，军队患病率有多高，这些事件都很少被媒体报道。官方首次承认流感再次影响平民是在10月初，当时格拉斯哥的卫生医务官员报告称，该市有66人死于流感，65人死于肺炎。到了10月15日，数字变得更加令人不安：450人死于流感和肺炎，相当于每1000人中有38人死亡，这是格拉斯哥20年来的最高死亡率。《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都刊登了这个报告。《每日邮报》10月10日的一篇文章中以“空气中的感染”为标题，报道称流感似乎“比今年早些时候毒性更强”。第二天，流感已经蔓延到伦敦的边缘地区，据报道，在“伦敦外的一家医院”，已有17名患者死亡。

  有个简单的统计：从6月到7月，《泰晤士报》上只登载了17篇关于流感的文章，但是10月和11月，这方面的文章多达93篇。在第一波疫情期间，许多文章只有一到两段的长度，并且往往出现在社论的后面。相比之下，1918年秋，《每日邮报》用了几篇社论来报道疫情。到了10月的第三周，它还把疫情推到了第三版的头条新闻位置，疫情受到了与战争同等的关注。随着流感死亡率的增加，《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也开始刊登总登记官每周死亡率报告的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使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更容易被读者看到。……此外，《每日邮报》刊登了一位医学专家撰写的一系列文章，质疑有关疫情的官方信息，并批评政府对疫情研究的“忽视”。比如，随着死亡率的迅速上升，纽肖尔姆提出了新的备忘录以确保对疾病的控制，《泰晤士报》对此则评论道：“要是在马逃跑之前就把马厩的门锁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