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的作家曾向我表达歉意，因为他得离开公众视线一段时间。“我在一本小说上磨了六个月。”他说。无须再做解释。他不得不重返这种折磨，因为问题不能搁置，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解决。他手握着笔，被迫再次凝视那一页空白。

  富有想象力的作家——无论是本书提到的小说家和诗人，还是其他无数人——都听到了持续不断的呼唤，而这种呼唤会将他们带往彼方。怀着不同程度的不情愿或是喜悦，他们发现，自己被带向的地方就是他们命中注定要去的地方。对作家而言，关键之事不是将重要的话写在纸上，而是当呼唤响起之时，懂得去履行倾听的义务。作家确实受到了某种冲动的驱使，这是一种反抗周遭世界的冲动。乔纳森·斯威夫特、狄更斯或卡夫卡这样的讽刺作家便是如此，那些想为自己的想象力建立一个遥远的新领地的人亦是如此。他们都意识到了一些诗人或小说家所描述的一种近乎祭司的功能，就好像他们是更高真理的阐释者，向那些需要他们介入和指导才能亲眼看到并理解真理的人进行解释。

  你可能会说，这种理念很省事，因为它将整个行业笼罩在神秘之中，暗示有些秘密永远不会被外人揭开。然而，这是真的。作家如果不承认自己正在探索一段未知的旅程，就会因缺乏感染读者心灵的魔力而永远写不出经久不衰的作品。即使有些作家对自己日常工作中的挣扎无动于衷，他们也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回到推动他们前进的那种不可言喻的力量面前。乔治·奥威尔用“虚荣、自私、懒惰”来形容作家，并说不是这类道德缺陷让他们继续这项工作——为自己写一本书的工作就像忍受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疾病——而是一种他们既无法拒绝也无法理解的魔鬼般的存在，将他们困在了写作事业中。

  当然，诗人享有比小说家更大的自由，因为在每一种文化中，人们总会期待诗人与某位缪斯女神保持联系，而这种接触是其他人所无法企及的。19世纪早期的英国诗人将他们之前的诗人所谓“反映自然的镜子”放在一旁，而举起能够照亮他们内心生活的灯，但早在此之前，诗歌就曾是能够带你离开这个世界的媒介，正如那些口头传说一样，它们将历史传说和幻想结合在一起，使诗歌和故事为人津津乐道，代代传诵。

  在20世纪后一个十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谢默斯·希尼，在他的后一部作品中，重释了维吉尔这部史诗的第六卷，这段史诗描述了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是如何坠落到冥界的，其间，他砍下金枝用以保护自己。这个神话故事启发了历代诗人，从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阿利基利，到近六个世纪后次世界大战期间来到英国的诗人T.S.艾略特。就像希尼一样，他们被古老的故事所吸引。我们想要一遍遍地阐释那些故事，以此来解释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动。没有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能逃离这一使命。在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结尾，叙述者尼克·卡罗威说：“所以我们继续前进，逆流而上，不断地回到过去。”这不仅仅是对这个浮华且虚无的财富世界发出的悔恨之声——这个世界初吸引了卡罗威，但随后又把他拒之门外——还是菲茨杰拉德对自己的一段注定永远不会结束的旅程的深刻体会。它就像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白鲸》中与自然的野性力量的基本生存斗争一样，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几代人之后，像约翰·厄普代克这样的小说家也在同样的文化中思考同样的问题：是什么在驱使我们前进？ 

  未能正视上述问题的诗人或散文作家，不管他是全神贯注于数世纪以来激励欧洲作家的才能和个人责任——在英语世界，莎士比亚发出了诗人的强音——还是身处于充溢着历史与神话感受力的东方文学背景之下，或许都注定要漫无目的地在表象之中滑行，渐行渐远，终被遗忘。而本书中的任何一位作家都不会消失，不管他们被视为执着的说书人、伟大幻想的编织者，还是愤怒的青年（或老年）男女，都为世人所珍视。他们才华横溢，有的或许饱经忧患，他们已为读者留下永不消逝的一个人物或一出悲剧、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或一道永不过时的难题。 

  我们都清楚，我们会回到他们身边。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渴望拿起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回味一段令人难忘的开场白，或者在书的章与一位老朋友重逢，不是为了寻觅新的体验，而是想重温那些难以忘怀之物？或者，有多少人正开始读一首回旋在脑海中的诗？作家们对此心知肚明，也许驱使他们前进的神秘动力中，至少有一个我们可辨识出的显见成分——一种持续不断的给予的欲望。他们启迪智慧，予人娱乐，也带来麻烦和困扰。拿起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