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先生（1913.1.14—2005.8.6）是我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原名吴瑶青，笔名哲夫、胡哲夫、吴哲夫、宋鱼、宋衍、陈弢等，江苏武进（今常州）人。1913年1月14日（农历1912年腊月初八），出生于武进县城西郊蠡河桥镇荷花坝村的一个农民家庭。2岁时其父即因病早逝，家境贫寒，由母亲艰辛养育长大。早年入私塾读书，后入镇上初等小学堂，又在无锡、常州读完高小，进常州中学。1930年夏，考入上海大夏大学附属高中部。

  1933年秋，在亲友的资助下，吴泽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学习。当时，李达任经济系主任，讲授政治经济学，黄松龄讲中国农村经济与土地问题，吕振羽讲中国社会经济史，杜叔林讲社会主义思想史。在这些“红色教授”的影响下，他较为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在大学三、四年级时，即发表了《殷代经济研究》《殷周民族不同源释》《十年来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的批判》《“奴隶所有者社会”问题论战之总批判》等论文，参与了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在中国大学读书期间，他还是一位热衷于新诗写作的“文青”。1935年春，他参与了天津的“草原诗歌会”，后又与同志组建北平“黄沙诗会”，在平、津两地的《诗歌月报》《黄沙诗刊》上发表了不少诗作。此外，他还尝试着写过小说、小品，创作过木刻画，表现了其多才多艺的另一方面。在此期间，他参加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积极投身于民族救亡的斗争。

  1937年夏，从中国大学毕业。时值“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几经周折回到常州老家。为宣传全民抗战，与几位旧时同学发起创办了《抗敌导报》，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从淞沪抗战看中日战争的前途》。由于文中指责了当政者，被逮捕入狱，后在亲友的营救下才得以出狱。此年10月，他辗转经镇江、武汉，在武汉《奋斗周刊》《民意周刊》等，撰写了《常州沦陷前后与其血底教训》《发动广泛的民众游击战》《革命的三民主义是救国共同的纲领》等时论文章，之后到达抗战时的陪都重庆。在重庆时期，他先后执教于北碚复旦大学、朝阳法学院。在吕振羽、翦伯赞、华岗等师友的领导下，他一方面在高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一方面在青年学生中间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相继发表了《中国社会历史是停滞倒退的么》《中国人种起源论》《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之作用的研究》等论文。其撰写的《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历史简编》和《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殷代奴隶制社会史》，便是这一时期其代表性的著作。

  抗战胜利后，1945年秋他赴贵州赤水任大夏大学文学院历史社会系教授。次年夏，随大夏大学迁回上海，1946年10月，由华岗、翦伯赞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作为中共地下党员，他在党的领导下坚守教育、理论阵地，并为迎接上海的解放而紧张地工作着。这一时期，他相继出版了《儒教叛徒李卓吾》《康有为与梁启超》等著作，为批判当时自由主义者鼓吹的所谓的“中间路线”，撰写了《论自由主义》。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吴泽先生担任大夏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教务长和文学院院长。1951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校合并，组建华东师范大学后，他长期担任历史系主任。1954年，受教育部委托，吴泽招收了新中国第一批中国史专业的研究生，前后共三届。1956年被国家评定为二级教授。自1950年代起，其治学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上来。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史学理论与古史领域，曾就中国古史分期、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发表系列论文；参与当时史学界关于历史人物评价、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如重新评价曹操、武则天的历史地位等；还就中国古代思想学说的发展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在《历史研究》《学术月刊》等发表过重要论文。他参与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担任历史学会的党组书记和副会长，并任中国史学会理事。

  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吴泽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斗。在那“十年动乱”的非正常年代，他失去人身自由，被搞得妻离子散，也无法从事正常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1976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拨乱反正，吴泽先生才重新焕发学术青春，先后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客家学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华侨史学会会长。80年代初，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之一，同时在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史学史两个学科指导博士研究生。并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二届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