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年来，有关他的信息滴滴答答地被问出来，每次都大费周章。妈妈二十三岁在哥本哈根度假时和他相遇，当时他在那里生活。他在这座城市跟了她三天。她告诉我们，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的英语无可挑剔——他在这里长大——但他喜欢跟她说丹麦语，她听不懂，而他就喜欢那样。他就是那样一个人。他死了。“他怎么死的？”我们问了四年，她才开口。他在德文郡的一家酒店游泳池里淹死了。他死前，他们已经不在一起了，我们仨，妈妈、五岁的塞普丹珀和年纪更小的我住在其他地方。他死了近一年，他的姐姐才打来电话，告诉她死讯。我们渐渐明白，不能问起他的事。我们不知道怎么描绘他。我们不认识他。塞普丹珀有一次对妈妈说，他是个偷摸抢骗的暴躁混混，妈妈笑出声，应道“说得没错”，但接着几小时一声不吭，那副神情我们后来懂了。每隔三四个圣诞，他的姐姐乌尔萨会来看望，塞普丹珀和我有时会试着从她那里撬出些话，但她从不松口。乌尔萨开一辆折篷汽车，从来不待超过一天，住酒店，不住我们家。她的头发很短，也是金发，因此如果从她身后靠近且不知道是她的话，我们有时会认为她就是他，逝去已久的父亲，让我们母亲伤心和我们存在的缘由。沼泽地边上的房子是她的，但她把房子租了出去，不住这儿，让我们这样无处可去的人住。

    这时风力更劲了些。顺着房子的一侧望去，我们又发现了一扇窗户，窗不大，但不怎么结实的样子，我们一推，它便朝里打开了。

    妈妈在房子前方，拿着一块附近地里捡来的石头，正要用它砸碎门边的窗玻璃。我抬起双手，捂住耳朵。血液怦怦怦地脉动，警报在我的骨髓中响起，从我的喉咙里升起。

    “有扇窗能开。”塞普丹珀大叫道，“我想我们可以钻进去。”妈妈冷漠的面孔转向我们，嘴巴往下耷拉，刻进皮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