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次科学性的另一表现是归类得当、排列有序。在作品归类上，本书将各代乐府诗根据《乐府诗集》已有题名和各类收录标准，分归十二大类。但编撰者对于具体问题又能做到具体对待，某题归入某类，还会综合考虑多重因素，不全以古为是。如卷一六《宋杂曲歌辞一二》首列《古意》，此题不见于《乐府诗集》，但《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有《淫思古意》一题；《通志·乐略一》于《淫思古意》前，别列《古意》；卢照邻《长安古意》，《文苑英华》列入乐府；宋薛季宣《浪语集》置此题于乐府类。据此数证，将《古意》收归杂曲歌辞，又因宋人并无《淫思古意》的同题拟作，故而将《古意》置于《淫思古意》所在位置。这样的归类，理据分明，信而有征。在作品排列上，各题作品均按作者时代先后排列，同题诗作一律以诗人生年为准。诗题照录原题，原诗无题者方为代拟。凡衍生及变异之题，均排在原题之后。这样一题之下，诸格毕备，前后承袭演化之迹，创变之功，历历可见。所以全书作者作品虽多，却井然有序，极便查检。

三 考辨之难，而能严格鉴别，区分伦类，去伪存真
  本书并非简单辑录乐府诗，而是贯穿着严格缜密的考辨。本书考辨的对象有两类：一类是作品重出、误归其他作者名下或作者不可考的；一类是《乐府诗集》所无而他书载为乐府曲名或乐府诗的。对于前一类，根据学术通则，编撰者做了科学处理。凡重出作品，均只录一次并作说明，因诗人跨越不同朝代而诗作两存者一律据生年归于前代；凡误入他人名下者，一律找到真正作者，归入其名下；凡未题作者且不能确考者，则不标姓名。对于一部大型总集来说，这些处理是得当的。对于后一类，编撰者针对所涉曲调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收录标准，严格审查，仔细甄辨，即该著《后记》所云“味《乐府》以严绳尺，审诗题而属鳞次”，并自始至终很好地贯彻执行。这样的标准和方法，为本书的质量提供了保证。

  本书在考辨中不仅勾连各类古籍记载，而且充分吸收今人研究成果。如《仓前村民输麦行》，《全宋诗》卷一一八七作张耒诗，同卷又作吕本中诗，题辞皆同，显系重出，而《竹坡诗话》《宋诗纪事》均作张耒诗，故本书归于张耒名下。再如宋代相和歌辞中的《永熙挽词》，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作李南阳诗，《全宋诗》据此收在李南阳名下。而据胡可先《〈 全宋诗〉琐考》，李南阳当为李兑，该诗当并入《全宋诗》卷一七八李兑名下,故本书亦录于李兑名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本书辑录的乐府诗极为丰富，除《乐府诗集》的同题之作外，还辑录出大量见于他书的乐府曲名和乐府诗。如宋代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为朝廷祭祀、宴享礼仪用乐，多为本朝新制，题名与前代不同，编撰者根据《宋史·乐志》的记载予以收录。再如《鹦鹉杯》一题，见于唐崔令钦《教坊记》，《乐府诗集》未录，宋元同题诗作本书予以收录。又如元代《惜春词》《惜春吟》二题，据陶宗仪《元氏掖庭记》知为元代掖庭所歌乐曲，故元人同题诗作予以收录。

  可以看出，这些乐府诗的收录都不是可以简单直接辑录的，而需经过翔实的查证考辨，才能判断是否适合辑录，从而安排其归属。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大量唐后乐府诗的学术信息，开展多样的研究。例如，从其品类的多少，数量的分布，即可看出当时乐府的发展趋势、各种曲调的施用实况及文人在歌辞创作上的前后差异，若是对其缘由作追溯深挖，即可写出好文。

四 叙录之难，而能存古目录之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根据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吾国古目录之体制，有篇目、叙录、小序、版本序跋四种，篇目用于考一书之源流，叙录用于考一人之源流，小序用于考一家之源流。前三者本书都已用到，这项工作即本书《前言》所说的“绎解卷题”。在本书所做的辑录、编次、考辨、叙录四项工作中，以此项难度最大却最有价值，也最能体现本书的水平和成就。

  本书实际上有两种叙录：第一种是每个朝代各大类的叙论；第二种是各小类的小序和各题名的解题。前一种的叙论是每个大类的总纲，扼要阐述各代各类乐府的起源、类别特征、创作情况、体制流变、选录理据、收录标准等，并清理该类乐府涉及的学术问题。后一种中的小序是对大类之下小类的概述，简要说明该小类乐府的基本情况；解题旨在说明每个具体题名的来源、含义、表演、流变等。

  鉴于宋代各卷担负着发凡起例的任务，故本书于宋代各卷“发茂倩之深衷，纠前人之偏见，明取舍之准的，叙之较详。宋后各卷，叙论则简”（《前言》）。如卷三八《宋鼓吹曲辞一》，其下撰有一段千余字之叙论，论述此类乐府与汉唐同类乐府之关系，分别从音乐与文学两个角度详细说明两宋间此类乐府的行用情况。同时又为该大类下之小类《汉铙歌》单独撰一小序，再为小类下《艾如张》《上之回》《巫山高》等题，各作解题。每个乐府题名，首见之时均设解题。像这样，就是校雠、目录、辑佚、考辨四种功夫的有机结合。本书因此也是这四种功夫的结合体，是一部可以信赖的高质量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