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新学问之起，固然有很多是由于新史料的发现，但也有一部分并不依赖新史料，而是以现代学术眼光重新审视已有史料，从理论上归纳提升，从而成为一门新学问。乐府学就是如此。这门学问的学术基础，是宋人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该书是宋前乐府学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但其收诗止于五代，这让此后的乐府学研究受到极大限制。《乐府续集》（宋辽金元卷）的出版就突破了这个限制，该书旨在辑集宋辽金元乐府诗，以接续《乐府诗集》，全书共8册，307.9万字，皇皇巨著，规模空前。约而言之，其创撰之功有四：

一 搜辑之难，而能竭泽渔猎，臻于齐全
  此书编撰的首要任务，即其《前言》所说的“搜聚篇什”。乐府文献，古来极多，正史（政书）乐志及其他乐府学典籍固然为一大宗，但别集、总集、类书、地志、子部杂纂、域外汉籍、敦煌文献等，所在多有。今人虽有电子检索之便，而乐府文献极具复杂性，又不是仅依检索即可成事的，非得下实实在在的考辨功夫不可，这也是本书编撰绵历岁月的主要原因。本书辑诗及引书甚众，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唐后乐府诗总集。要做到搜辑完备，除了依靠资料积累，扩大搜辑范围外，还与对乐府诗的理解大有关系。

  首先，乐府内涵丰富，乐府诗的认定有难度。唐后乐府内涵不断丰富，宋词、元曲均名乐府，这无疑大大增加了认定难度。要认定乐府诗，就要明确乐府在宋元时期的具体内涵，否则就谈不上理想的认定。本书对此界定极为分明，书中只录齐言诗作，宋词、元曲均不在收录范围之列。但若《乐府诗集》已收乐府诗本为杂言，则宋元诗词中的同题长短句亦予收录。此外，乐府诗既有古题，又有新题。相较而言，古题易辨，新题难认。在新题之中，何者为乐府，何者不是，极难判断。比如唐人的乐府新题，对于宋人而言已是古题，宋代又有本朝自创的新题。有鉴于此，宋代的新题就既包括对唐人新题的拟作，也包括宋人自创的新题。对此，本书编撰者都做了细致分辨，且为宋辽金元新乐府辞各自制定了收录标准，充分考虑到了新乐府辞认定方方面面的可能性。这样就使得新乐府辞的收录有据可依，而通过这种科学依据认定的乐府诗无疑是可靠的。

  其次，乐府文献形态复杂，乐府诗的搜集有难度。今人想要辑集乐府诗，如果不事先对乐府文献存在形态的复杂性有足够认识，也谈不上理想的辑录，想要广泛搜辑而无遗漏，更会沦为空言。宋元古籍中名为乐府而实非乐府、不名乐府而实为乐府或名为古乐府而实为新乐府者，比比皆是。这种情况，大大增加了辑录的难度，所以就得事先对乐府文献的复杂情况有深入了解和辨析，才能准确划定收录范围。本书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编撰者除检阅《全宋诗》《全元诗》等总集外，对宋元时期书名为乐府或书中类名为乐府的古籍都有甄辨，查阅古籍多达千余种，同时对每个乐府曲调的使用情况及其衍生、变体也有梳理，这样就大大提高了辑录的准确性，辑录的结果也每每出人意表。如苏轼《东坡乐府》、元好问《中州乐府》虽均名乐府，但实为词集。宋人徐积《莫望草》，《乐府诗集》无此题，但诗人自序称之为乐府，当为宋代新题，故而收入宋代新乐府辞。杨维桢《铁崖古乐府》有《鸿门会》，此诗虽在古乐府集中，但实为元代新题，因此收入元代新乐府辞。再如宋人《促刺词》《促刺行》，首句均云“促刺复促刺”，与《乐府诗集·新乐府辞》中王建《促促词》首句完全相同，显然是由此衍生而来，故予收录。凡此种种，皆需经过严格考辨方可确认。

  可以说，在作品搜集上，本书真正做到了竭泽而渔、收录齐全。书中搜集到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品类之众、用途之广，足以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今人对唐后乐府的忽视和误解。

二 编次之难，而能体例科学，便于查检
  乐府诗散在诸书，想要汇总，只能依靠文献辑佚，而文献辑佚又是文献重编的一种，所以本书实为文献重编。对于以辑佚和考辨为基本功的文献重编来说，其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体例和编次上，而这又都有赖于对乐府诗的科学分类和有序排列。分类不合理，排列不恰当，也就谈不上科学性。

  编次科学性的首要表现是分类合理、体例完备。本书分类和体例一仍《乐府诗集》，将宋辽金元四代乐府诗各分十二大类。辽金乐府散佚严重，并非每类都有歌辞留存，即使有的类别歌辞不存，编撰者也列出此类并作说明，这样的处理显示出编撰者的严谨态度，也保证了辽金乐府完整面貌的呈现。此外，各大类有叙论，各小类有小序，各题下有解题，它们与十二类作品一起构成了全书的完整体例。全书以时代为纲，类别为目，纲举目张，无论何种诗题，都能各有皈依。所以尽管全书网罗宏富，却能不失统绪，自成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