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历史性的关联始终围绕着长城而进行。通过这种学习，也包括深浅程度不同的“田野”实地勘察，最终形成了“以历史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这样一种统摄全书的框架性构思。

  将上述思考所得命名为“北纬四十度问题”，意味着很多新颖的事物。以长城为例，通常我们都能理解，它是定居的农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文明侵扰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城带有鲜明的国家民族性质。也正是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使传统的“天下观”产生了裂隙。然而，长城并不仅仅是抵御外族的产物，在战国七雄时代，几个诸侯国之间都有“筑长城”的举动，这里面完全是出于军事防御的功能性考虑，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政治属性。

  就单纯技术观点看，长城的修筑史及其材料、纬度的变化也都是饶有趣味和启发性的。比如修筑于公元前300年的赵北长城和燕长城，由于国家的生产力不足、建筑材料限制等因素，与我们常识所及的明长城有着天壤之别。明长城重要的关口那种坚实雄伟的包砖结构，在燕赵长城乃至秦汉长城那里是没有的，它们往往都是因陋就简的碎石堆砌，或者状如“干打垒”的泥草结构。今天河北崇礼的北齐长城是碎石块堆砌的，而玉门关一代的汉长城遗址则是纯粹的泥草堆积物。

  历史学领域的传统表述以及地理学知识介入这两个方面，中国传统典籍虽然没有提供足够丰富的材料，但问题逻辑是清楚的。比较麻烦的是民族问题。客观上说，北方游牧民族能够进入历史，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汉文典籍对他们的记载。中原定居的农耕文明很早就发明了文字并且有优异的史传传统，官修正史都会有这方面的记载。

  譬如匈奴问题，太史公在《史记》中有篇幅很长的专章“匈奴列传”，可以说，不仅是中国史，即便是世界史范围内有关匈奴的知识，其源头一律都要追溯到司马迁。此后历朝历代的官修正史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分别有各种“夷狄”、“蛮夷”之类的记录。

  这是令人吃惊的文明态度——尽管因某种中原中心主义立场而使用了在当下看来具有歧视性的词汇，但以官修历史的姿态容纳进各个异族或者邦国，足证在历史上各民族的交往是常态化的。这是一种开放性立场对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误解、无知或者以讹传讹。汉文典籍的这种历史书写，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有第一手资料以及准确透彻的了解，知识来源的可靠性往往要打很多折扣。这方面，游牧民族自己的历史记忆与书写是在中古史以后的事情，这又需要民族语言学的知识工具才能够去触及。所有这些对我的工作提出了严格的知识要求，常常让我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不过对我个人来说，这也带来了一个好处，那就是拼命阅读能够解决问题的汉文典籍，丝毫不敢有“差不多可以了”的侥幸心态。在广泛阅读历史典籍的过程中，“北纬四十度”上的人物故事以及隐藏在这些人事背后的人性动机和历史逻辑渐渐变得清晰可见。对于中国历史而言，过去被视为“他者”的北方游牧文明一直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并只能制造灾难的异己力量，而在我的阅读写作中，我以为不同类型的文明在两千年的冲突共进中一直是在彼此砥砺互相学习的，他们共同构成了华夏文明共同体。

3
  《北纬四十度》的写作，在处理题材和主题方面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从长城/北纬四十度线开始，不同类型的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构成了持久的压力，经由接触、试探、贸易、争端、战争直至妥协、融合，漫长的历史行程中上演过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也涌现出那些改变进程的杰出人物。这么好的历史故事不用适当的方式讲出来，只让它们呆在书橱的大部头深奥著作中，有点可惜。

  这种朴素的感受其实引发了两个问题。

  首先是历史知识的传播、下沉的逻辑问题。这方面似乎一直存在着一种历史问题二元化结构，即官修正史(我们假定它是严肃的合理的知识)与民间讲述齐头并进。也因此，我有个比较玩笑也比较激进的说法，我们获取历史知识的途径如下：用前半生听奇谈怪论和民间故事，用后半生读书甄别。我把这种抱怨写在了书里，而且贯穿了整体构思。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对各种民间故事、传统艺术形式干扰(篡改)历史讲述的强大能力表示了担忧。

  书出版后，有的朋友传达过来一个意思，他们觉得我在书里频繁引用史料原文的做法并不可取，认为我这样做影响了“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例的流畅自然。按照这个意见，我可以把那些史料化为自己的观点用现代汉语叙述出来。我很理解和尊重他们的想法，但对于我来说，《北纬四十度》并不是或主要不是传统的抒情“散文”。在写作立场上，我有意识地强调了《北纬四十度》的“学术研究”这个面相，对史料原文的引用，不仅是功能性的，尤其还是方法论上的考虑。无论最终能否做到，主观上我希望把自己的写作与传统的文人历史写作区分开来。我太害怕自己掉进文人历史写作的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