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究竟算什么文体，是散文随笔也好，是历史笔记也罢，于我都没那么重要。我对它的定位，就是不自量力知其不可而为之。在保证学术严肃性的同时，去跟民间故事与传统艺术形式争夺读者。将那些躺在书橱里深厚的专业知识激活、下移，让普通读者能够共享，这很可能是我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就是这么想的。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次写作背后的文学问题。有很长时间，我对1980年代以来的虚构文学传统及其导致的当下状况感到忧心忡忡。这并不是说小说、诗歌不重要不美好，而是过度沉溺的抒情虚构能否真切表达和对应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换句话说，文学的虚构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个时代中变得越来越严重的知识需求。有的人可能会说，虚构文学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因此它们不必对你所说的这种“知识”负责。这种辩护听起来很圆满，但始终不能让我完全信任。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巴尔扎克、狄更斯和福楼拜等人的文学与知识的关系，也包括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的非虚构写作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在抒情传统中沉溺太久了，为自己构建了太多来源于农业文明的合理性。

  因此，《北纬四十度》的写作不仅仅是在处理历史问题，它同时也见证和表达了我的一种精神症候，一种深刻的文学危机感和焦虑感。很有可能，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一次“治愈系”行为。我的意思是，它只很可能对我自己有效。假如，我是说假如它偶尔还能对读者有效，那真是万幸。

  【本文原载于《上海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