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是唯一让人们无法彼此相左的东西。每个人都潜意识地受制于求生的意愿，受制于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的渴望；一个人想活是因为他活着，是因为全世界的人都活着……”在被送进毒气室处死之前不久，集中营的一个犹太人这样写道。

　　“我们陷身在一个死亡公司，”另一个集中营居民写道，“他们给每个新来者文身编号。每个人都得到他的号码。从那一刻起你就失去了你的‘自我’，你已变身为一个数字。你不再是从前那个你了，而只是一个移动的数字……我们在走向我们的新坟墓……死亡集中营由铁一般的纪律主宰着。我们的头脑变迟钝了，各种思想都被编了号：要掌握这种新语言是不可能的……”

　　我当初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这本小说将用英语写作，因为我在离开我的祖国时已放弃我的母语，并且我已用英语完成两本社会心理学著作。此外，由于英语对我来说还是一种新语言，我可以用英语不动感情地写作，免受母语总会蕴含的情感因素的影响。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意识到我想拓展某些主题，通过五本系列小说演绎它们。这一五卷本套书将探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现其原型的众多方面。这套书的第一本，将选择这些社会隐喻中通常最好理解者作切入点：所描写的人处于最脆弱的状态，即还是一个孩子，而社会则以最可怕的面目出现，即处于战争状态。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

　　另外，在我看来，关于童年的小说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所有的小说都迫使我们做这种角色转换，让我们作为不同的人去体验自我，但通常来说，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孩子要比想象为成人困难得多。

　　开始写作之初，我想到了《鸟》，阿里斯托芬的讽刺剧。他剧中的主角们是以古代雅典的重要公民为原型的，但他隐去了他们的姓名，让他们生活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自然国度，“一片悠闲自在、合适安歇的土地，在那里人能够安然入眠并长出羽毛”。阿里斯托芬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这样的情景，其恰到好处与普遍意义令我吃惊。

　　阿里斯托芬以象征方式利用鸟儿，从而得以无拘无束地描写真实的事件与人物，而不用受历史写作中难以抗拒的种种限制。我觉得这一手法看上去特别恰如其分，让我联想起我儿时目睹的一种农民的习俗。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可其他鸟儿视其为有威胁的异类，纷纷攻击和撕扯它们，直到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我的小说将被命名为《被涂污的鸟》。

　　由于我只把自己视为一个小说作者，《被涂污的鸟》第一版只包含了关于我的最少量的信息，并且我拒绝了任何类型的采访。正是这样一种态度将我置于一种矛盾的地位。善意的作家们、评论家们和读者们搜罗有关事实，以支持他们认为该书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的说法。他们想把我的角色塑造为我这代人的代言人，尤其是战争幸存者的代言人；然而对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我觉得，关于我的生活和身世的事实，不应当被用于证实该书的真实性，而是应当被用于激励读者们去阅读《被涂污的鸟》。

　　再说，我当时觉得，现在也同样觉得，小说和自传属于区别很大的文学类型。自传强调的是某一个人的生活：读者应邀担任另一个人的生活的观察者，作者鼓励读者将他自己的生活与传主的做比较。而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活敦促读者做更多付出：他不仅仅是做比较；他事实上要进入一个虚构角色，通过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对小说角色进行拓展。

　　我始终认定该小说所描述的人生是独立于我本人的生活的。很多外国出版商拒绝只出版《被涂污的鸟》的纯粹文本，非要节选我与该书最早的外语版出版商之一的私人通信，作为该书的前言或者后记囊括进去，对此我表示了反对。他们希望这些私人信函节选能缓解此书的冲击力。我当初写这些信函旨在解说小说的幻境，而不是模糊它；但把信函节选插在书和读者之间，会破坏该小说的完整性，因为我原本是要让小说自己说话的，让我直接介入就产生了阻隔。原始版本问世一年后出版了《被涂污的鸟》的平装本，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作者本人的信息。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学校的书单没有把科辛斯基列为当代作家，而是归入已故作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