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日·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1933-1991），波兰裔美国小说家，“二战”纳粹大屠杀幸存者，1957年移民美国。《被涂污的鸟》在波兰出版时，数千人排队8小时等候购书。晚年，科辛斯基精神疲惫，身患多种疾病，还要承受记者对他剽窃及借助大屠杀题材“牟利”的指控。1991年，科辛斯基选择自杀，他将一个塑料袋包裹在自己的头上，窒息而死。在遗书上，他写道，“我现在要让自己的睡觉时间比平时长一些。”

    以一个小男孩的视角描写了东欧“二战”期间的悲惨景象，通过他在波兰人中遭受的虐待，揭示了种族歧视的另一面和当地居民的残暴。问世后，该书成为黑色文学的经典，被《时代》周刊评为百本最佳英语小说之一。

　　这是一本令人窒息的书。

　　不管你是否了解或相信东欧的反犹排犹的历史，或是对苏联红军解放东欧持何种负面的判断；不管你对东欧有着如何美好而又诗意的想象，或是对曾遭受纳粹与苏联双重摧残的波兰怀有何等的同情；也不管你在多大程度上会对这种密集呈现普通人之恶的写法持保留态度，甚至干脆就认为这样做很难不是以偏概全……波兰裔美国作家耶日·科辛斯基的这部《被涂污的鸟》，都会让你从头到尾感到窒息。

　　甚至，这是一本从序言开始就令人窒息的书。在这篇直到本书出版十年后才出现的长序里，作者以异常平静的语言回顾了这本书所遭受的与书中那个犹太男孩惊人相似的命运，尤其是他和他的母亲所承受的来自祖国乃至整个东欧、甚至包括很多移民美国的同胞们的恶意攻击与肆意侮辱——因为这本小说“是一本煽动性的纪实作品，影射了可以指认的一些社群在‘二战’时期的生活。”“引用民间传说和本国习俗细致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是对他们特定的家乡省份的丑化和嘲讽。”“它歪曲了本国的民间传说，诋毁了农民的形象，为本国的敌人的宣传式武器提供了炮弹。”

　　揭露本国人民的受害者之书

　　平心而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的任何一个时代，任何胆敢写下这样一本书的人都是要面对巨大风险的。因为按照“二战”后的主流思维方式，像科辛斯基这样一位在纳粹集中营大屠杀的灾难中死里逃生的人，怎么能不把聚焦点放在对纳粹恶行的揭批上，却偏偏放在了对祖国人民的反犹传统的揭露上呢？更何况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一个跑到美国的波兰人放弃母语改用英语写下这样一部邪恶之作，并执意把本国人民个别行为当成普遍现象大肆揭露，又怎么可能不是以丑化、歪曲和诋毁祖国和人民为能事，达到为西方敌对阵营帮凶的目的呢？面对来自东欧阵营的有组织的舆论攻击，科辛斯基百口莫辩。而在这部小说的最后部分出现的对苏联红军的感恩赞美式描写，则又令西方舆论也几乎不大可能给予他什么支持。这意味着通过这部小说，科辛斯基让自己处境孤绝、孤立无援。

　　关于反犹排犹，集中营和大屠杀，人们已经把所有的账算到了纳粹分子的头上，这就是历史意义上的盖棺论定。可是科辛斯基却偏偏要从另一面把它重新撕开，把饱受纳粹铁蹄践踏的受害者——祖国人民描写得跟纳粹分子同样残暴，还企图把东欧反犹排犹的历史传统跟纳粹的行径进行深度关联，这何止是逆潮流而上，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在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纳粹的反犹与大屠杀并非孤立的偶发行为，而是有其复杂而又深远的历史渊源。但在“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背景和语境下，东西方阵营都更愿意以近乎简化的方式将反犹与大屠杀的所有责任归咎于纳粹，而对其复杂的历史渊源采取选择性遗忘甚至有意去遮蔽、去抹掉。

　　科辛斯基写这部《被涂污的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挑战乃至戳穿这种极其虚伪的面对残酷历史的态度。在他看来，那些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大屠杀固然是惨绝人寰的悲剧，但对于犹太人而言，人间地狱却并非仅限于纳粹集中营的范畴，它的根基深扎在民间。作为人间地狱的幸存者，他必须说出真相，哪怕如此呈现真相会让他成为东欧之敌也在所不惜。

　　“农民们最喜爱的娱乐活动之一，便是逮住一只只鸟儿，把它们的羽毛涂成彩色，然后放了它们，让它们返回鸟群中。这些色彩鲜艳的生灵飞到同类中寻找安全，把这些弃儿活活杀死。”

　　把这个令人震惊的带有某种原始色彩的残忍民间习俗，作为小说《被涂污的鸟》的构思原点，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它所暗示的几乎就是隐藏在所谓的人性中的某种野蛮之极的非人性的特质，尽管我们并不能完成用其来解释发生在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种族大屠杀事件，却足以用来作为反思“人性”之复杂与残酷的参照点。而他之所以选择塑造一个犹太小孩的形象来饱经九死一生的磨难，是因为“我希望弱小的个人与强悍的社会之间的对抗，孩子与战争之间的对抗，能够展现那种彻底反人类的状况。”同时也是因为“既然我们无法重返人生中最早、最敏感的那个时段，我们就得把它再创造出来，然后我们才能开始评估现在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