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反抗的极端痛苦

　　当那个犹太男孩的父母双亲在战争中选择把孩子交给陌生人，希望孩子成为幸存者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幼小的生命此后将会遭受怎样的磨难，更不可能知道他的苦难历程并不只是幸存的过程，还是见证各种邪恶、死亡与承受残酷伤害的过程。而当这些痛心与窒息的感觉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甚至会让人本能地产生某种无法忍受的“受够了”的感觉，并由此多少有些质疑作者如此倾尽全力地描述这些残暴的事实有过于刻意和用力过猛之嫌，进而还极有可能引发对小说本身的呈现方式乃至结构问题的怀疑——如此持续不断地展现残暴行径与极端痛苦的处境，难道不就是像用尖锐的金属利器反复敲击钢化玻璃上的一个点吗？当敲击所产生的频率在某一瞬间刚好与钢化玻璃的频率发生共振之时，当然就会引发玻璃的爆裂。可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方式难道不是明显片面的和过于偏执的吗？

　　“我决定我也要把我的作品置于某种神话境地，一种永恒的虚构状态，全然不受地理环境或历史因素的约束。”作者科辛斯基显然早就预料到了可能会有的质疑，因此才会在那篇长序中写下了自己的回应。他清楚，唯有那种类似于神话传说的叙述方式才有可能让其叙事的文体不会在残酷事实的轮番呈现进程中被压垮撕碎，才会摆脱所谓的“现实主义”语境下的“理性”束缚，才会让一个无辜的小男孩以某种类似于灵魂出窍的状态抵抗各式肉体伤害，然后在种种磨难中幸存下来并安静地讲述所经历的一切刻骨铭心的痛苦——如此纯净的文体与如此残暴的事件视界竟然会达成如此诡异的平衡。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天赋与才华。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的那样，“当我决定写一本小说，目的是考察暴行的‘这种新语言’以及由此而生的痛苦和绝望的反语言。”

　　这本小说的大部分篇章都是极度绝望的冰冷色调，仿佛每个字词都是用冰制成的，晶莹剔透而又寒彻骨髓。它们每一个都仿佛是主人公那饱受摧残的肉身重构，能把濒临解体的肉身从一次又一次残酷伤害中拯救出来，继续行进在地狱般的世界里，去见证或承受那些来自普通人的恶行。科辛斯基有意把所有的暖意都留在了最后几章，从那个男孩被苏联红军救治并备受关爱开始。在这里，曾被神圣化的后又被污名化的苏联红军的形象获得了一种非常踏实的展现。那个男孩的感恩视角固然会给这些最为普通的红军官兵们以某种光环效应，但即便如此，作者也还是透过这男孩的敏感观察暗示了一些更为深层的东西：“这些苏联的大人们生活也不太容易，也许和我那种从一个村子流浪到另一个村子，同时被当成一个吉卜赛人的生活一样艰难。一个人可以从很多条路中进行挑选，穿越生活之国的道路大小不一，数目众多。有些路通向绝壁，有些路通向沼泽，通向危险的圈套和陷阱。在加夫里拉的世界里，只有党知道正确的道路和正确的目的地。”

　　最后一次暖意的释放，是他被送进孤儿院结识那个被称为“沉默者”的男孩之后。尤其当有一天他得知那个男孩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作者并没有写一丝一毫主人公内心的感受，而是直接就去写春天里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时人们欢庆胜利的场景。这种转换之间所隐含的巨大伤感是微妙得难以形容的，也是足以让跟主人公一起经受了漫长而又残酷的苦难历程的读者会忽然落泪的地方，因为这里触及的，是一个饱经苦难后幸存的男孩内心深处仍旧留存的最为柔软的所在，是一息尚存的希望微光。

　　尽管主人公受关爱教导他的红军士兵的影响，相信“一个人应该为自己蒙受的每一种冤屈和羞辱复仇，这个世界的不义行为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没法对它们全部进行权衡和审判，一个人应该自己考虑自己所蒙受的所有冤屈并决定采取什么方式复仇。只有深信自己跟敌人一样强大并且能加倍回报敌人，一个人才能幸存下去。”但对于作者科辛斯基而言，面对这个充满选择性遗忘甚至抹杀真相的企图的世界，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他最想表达的却是这样的信念：

　　“对于我来说，死里逃生是一种个人行为，它为幸存者赢得的只是为自己说话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