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的几天里我得不到一点安宁。女院长想叫我放弃军装，穿上国际红十字会送给孩子们的便装。一个护理员试图把我的军服拿走时，我差一点儿要砸她的头了。为了安全起见，我睡觉时都把我的军衣和军服叠放在我的床垫下面。

　　过了一段时间，我那久未清洗的军装开始散发臭味了，但我还是拒绝和它分离，哪怕只是一天。女院长被我的不顺从惹恼了，她叫来两个护理员，叫她们强行脱我身上的军服。一群兴高采烈的孩子在围着我们三个人看热闹。

　　我摆脱那两个笨手笨脚的女人并冲到了街道上。在那里我找到四个苏联士兵，正在安静地散步。我打着手势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哑巴。他们给了我一张纸，我用笔告诉他们我是一名在前线作战的苏联军官的儿子，现在寄居在孤儿院里等我父亲。然后我措辞小心地告诉他们说，孤儿院的女院长是一个地主的女儿，她憎恨红军，每天都和那两个受她剥削的护理员一起打我，就因为我穿着苏联军服。

　　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我的话果然对他们起了作用。他们跟随我进入孤儿院，其中一个士兵在院长那铺地毯的办公室里有条不紊地砸烂了一个个花盆，其他三个士兵则在追逐那些护理员，扇她们耳光，拧她们的屁股。那些女人又叫又喊，吓得要命。

　　从那以后，孤儿院的管理员们就不再来打扰我了，就连老师们都对我拒绝学习用我的母语阅读和写作不闻不问了。我用粉笔在黑板上写明我的语言是俄罗斯的俄语，在那片土地上没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剥削，没有教师对学生的迫害。

　　一个大大的日历挂在我的床上方。我用红笔划掉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道那仍然在德国境内进行的战争还要持续多少天，但是我深信苏联红军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战争尽快结束。

　　我每天都溜出孤儿院，用加夫里拉给我的钱买一份《真理报》。我匆匆地读完所有关于最近的胜利的消息，我还认真仔细地观看斯大林的新照片。我感到放心了。斯大林显得健康而年轻。一切都在顺利进行。战争不久就会结束。

　　有一天我被叫去接受一次体格检查。我拒绝把我的军装放在办公室外面，在接受检查的时候，我把它夹在手臂下。在体检完毕之后，一个社会福利委员会之类的组织接见了我。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个上年纪的人，细心地阅读了关于我的所有材料。他友好地走近我，说起了我的名字，并且问我是否知道我的父母离开我时正准备去哪里。我假装听不懂他的话。某一个人把他的问话翻译成了俄语，同时补充说他好像觉得他在战前认识我父母。我漠然地在一块书写石板上写道：我父母都已死了，是被炸弹炸死的。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们都疑惑地看着我。我挺直身子向他们行了个军礼，然后就走出了那间房子。那个爱打听的男人扰乱了我的心绪。

　　我们共有五百个孩子生活在孤儿院里。我们被分成一个个小组，分别在一些阴暗的教室里上课。有很多男孩和女孩都是残疾的，行动都很古怪。各个教室都很拥挤。我们缺少课桌和黑板。我坐在一个和我一样年纪的男孩旁边，他总在不停地唠叨说：“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在哪儿？”他一边说一边向周围张望，好像他期待着他的父亲从桌子底下钻出来并拍拍他的前额似的。我的身后坐着一个女孩，她被炸弹炸掉了所有的手指。她盯着其他孩子们的手指，它们像虫子一样活泼。注意到她的眼神之后，那些孩子都迅速地把自己的手藏起来，好像害怕她的双眼似的。更远处还有一个男孩，他的一部分下颌和手臂已经失去了。他不得不由其他人喂饭。他的身上散发着伤口溃烂的臭味。还有几个身体部分瘫痪了的孩子。

　　我们所有的人相互看对方都心怀憎恨和恐惧。你根本弄不清你的邻座会做些什么。班里的很多男孩子都比我更年长、更强壮。他们知道我不能说话，结果相信我是一个低能儿。他们谩骂我，有时还把我毒打一顿。在拥挤的寝室里度过不眠的一夜之后，早晨走进教室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落进了陷阱，感到恐惧和担心。我像弹弓上的橡皮条一样拉得紧紧的，哪怕是最小的事情都会使我失去平衡。我倒不太害怕挨其他男孩的毒打，我怕的是自己在自卫时把某个人打成重伤。孤儿院的管理人员们经常对我们说，那将意味着进入监狱，那我要返回到加夫里拉身边也就没有指望了。

　　在混战的时候，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动作，我的双手获得了它们自己的生命，没法把它们从对手身上扯开。另外，在打斗结束很长时间之后，我仍然没法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在深思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又会激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