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坐在桌边，抱着脑袋。他已经不在听兽医说话了。兽医突然神秘兮兮地倾身向前，压低声音说道：“我觉得这件外套穿在你身上很可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压低声音，因为大家都能听到，但我见过别人这样做，好像他们希望大家能靠拢一点，竖起耳朵，像被磁铁吸过来那样，乖乖地听话。这和权力有关。汉娜今天住在朋友家，我觉得很可惜，否则她就能亲耳听到：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得救了。也许，我应当忘记奶酪铲勺的事。那确实让我对他失去了一点信念，就像那次爸爸把我叫到桌边——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次也是后一次在餐桌边进行了不以奶牛为主题的谈话。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时，爸爸这样说，我的手指摸索着刀叉，只想抓点什么在手里，但那时离吃饭时间还早，餐具都还没铺好。

    “世上不存在圣诞老人。”

    爸爸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而是把杯子斜着拿，盯着杯底的咖啡渣。爸爸又清了清嗓子。“学校里的圣诞老人是常来买我们牛奶的提埃尔，那个光头。”我记得提埃尔，他常开玩笑地用指关节敲敲自己的头，舌头弹出空空的声响。我们都很喜欢，每一次都喜欢。我无法想象他有胡子、戴红帽子的样子。我想说点什么，但嗓子眼就像花园里的雨量计一样满满的，后溢出来，我就开始抽噎。我想到那一切都是谎言：坐在火炉前，唱着圣诞歌，希望圣诞老人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其实，顶多只有一只煤山雀听到了我们；我们把鞋子留在炉边，收到的柑橘礼物让袜子闻起来都有点酸味。也许迪沃恰·波洛克也是假的。真相是我们必须乖乖听话，否则就会被装进圣诞老人的空袋子里送去西班牙。

    “那迪沃恰·波洛克呢？”

    “她是真的，但电视里的圣诞老人是演员扮的。”

    我看了看妈妈放在咖啡过滤杯里的胡椒小饼干，那是给我的。我们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被仔细称量过，连这些指尖大的香料小饼干也不例外。我没去碰，让它们留在桌上好了，眼泪一直在流。后来，爸爸从桌边站起身，取来茶巾，粗糙地抹了抹我的眼泪。哪怕我已经不再哭了，他还在不停地擦，好像我的脸上沾满了鞋油——助长幻觉的鞋油，圣诞老人的助手们蹭到的烟囱灰。我想捶打他的胸口，就像他多年来捶门的样子，然后跑进夜晚，不再回到现在。他们一直在撒谎。然而，随后的那几年里，我努力地去相信圣诞老人，就像坚定地相信上帝那样——只要我能想象出他们的模样，或是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只要我心有愿望，想要对谁祈祷，他们就是存在的。

    兽医把盘里后一朵西蓝花放进了嘴里，再次向前倾身，把刀叉在盘子里摆成十字，以示他吃完了。

    “你多大了？”他问。

    “十二岁。”

    “那你差不多算长成了。”

    “你是说，长成疯子了吧。”奥贝说。

    兽医没有理会他。我差不多长成，并为某人作好了准备，这想法让我挺骄傲的，哪怕实际上我好像瓦解成了越来越多的碎片——但我知道，完整的状态总是个好兆头。我收集的牛奶瓶盖就快集齐了，只剩三个塑料格子还是空的，所以，假以时日，当我回想自己赢过的、输过的所有游戏时，我将会有同样的感受。虽然检阅自己肯定会更难，但你大概必须是个成年人才行，身高要保持在门柱上的某一根线上，不能再擦去以前的高度。长发公主被关在塔里，又被王子救出来时就是十二岁。没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的原意是德语中的“羊生菜”。

    兽医看了我很久。“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的脸开始发烫，跟肉汤罐的外壁一样烫。我不知道怎么会有这种差距：为什么他十二岁就知道该怎么做，但成了和我爸同代的成年人后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大人不是应该什么都懂吗？

    “明天可能下雨。”爸爸突然说道。桌上的任何谈话他都没听进去。妈妈一直在厨台和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几乎没吃什么东西。我在自然课本上读到过，蚂蚁有两个胃：一个装自己吃的，另一个可以用来喂养别的蚂蚁。我觉得这很感人。我也想有两个胃，那样就可以单独用一个胃让我妈妈的体重维持在正常水平。

    兽医对我眨眨眼。我决定明天跟贝莱说说他。终于有个人可以让我悄悄地谈论一下了。我不会告诉她他有很多皱纹，比没烫过的桌布还多；也不会说他咳嗽起来像一头得了猪瘟的小牛；也不会说他可能比我爸爸还老，而且鼻孔很宽，至少可以塞进三根薯条。我会告诉她，他比鲍德温·代·格罗特还要帅。这样说就意味深长了。放学后，我和贝莱经常在我的阁楼卧室里听他的歌。我们感觉非常悲伤的时候——贝莱有时会非常沮丧，就因为汤姆没在短消息末尾给她发一个大写的X，只有一个小写的x，其实，你打完一个句号后，X就会自动出现，所以他是不嫌费事，特意把X换成了x——就会对对方说一句歌词：“我心里有一只溺水的蝴蝶。”然后就只是点点头，非常明了对方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