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餐盘里把西蓝花的小花捣碎。西蓝花就像迷你圣诞树，让我想起了马蒂斯没有回家的那个夜晚，我在窗台上坐了几小时，脖子上挂着爸爸的望远镜。它们本来是用于寻找大斑啄木鸟的。我没有看到大斑啄木鸟，也没有看到我哥哥。望远镜的挂绳在我的后脖颈留下了一条红色的勒痕。如果我只需从大视镜那端望出去，反转视线，就能把离我们越来越远的东西拉近，那该多好啊。我经常用望远镜在天空中搜寻——想在树上找到天使们的踪影。哥哥死后一星期，我和奥贝把小天使们从阁楼的盒子里偷偷拿出来，用力地让它们互相摩擦（“我鲜嫩的小天使”，奥贝假惺惺地呻吟着，而我应道“我亲爱的小瓷人儿”），然后，让它们从他房间的天窗掉进排水沟。天气变化，让它们变成了绿色。有些天使被埋在了橡树叶下。每次去检查它们是否还在那里，我们都会失望。如果这里的天使在轻微的挫折后就失去了飞行能力，那他们怎么能飞去天堂陪伴马蒂斯呢？他们怎么能保护他和我们呢？

    最后，我扣上望远镜的镜头盖，放回盒子里。我再也没有把它拿出来过，就算大斑啄木鸟真的回来了，我也没有再用——望远镜的视野将永远是漆黑一片。

    我吃下一大口西蓝花。我们的午餐总是热乎的。入夜后，这里的一切就都冷冰冰了：庭院，爸爸妈妈之间的沉默，我们的心，铺满俄罗斯沙拉的面包。我不知道怎样坐在椅子上才好。我左右挪动身子，尽量避开屁眼的灼热感，那让我想起奥贝的手指。我决不能透露半个字，否则我哥哥会让我的兔子像夜晚一样冰凉。我自己也肯定不想说出去，不是吗？让公牛看到你的屁股，就能让它们安定下来，如果你是奶牛的话。

    我的视线没法离开听诊器，它就摆在餐桌上，紧挨着兽医的餐盘。这是我第二次在现实生活中看到听诊器。我在荷兰1台的节目里看过一次，但你是看不到尸体的，因为那样就会有太多裸露镜头。我幻想了一下：听诊器放在我裸露的胸前，兽医把耳朵贴在金属上，对妈妈说：“我认为她的心破裂了。这是家族遗传，还是次发生这种现象？也许她该去空气清新的海边。所有那些稀粪肥都会渗进你们的干净衣服，心脏就会更快地被感染。”在我的想象中，他从裤袋里摸出一把史丹利工具刀，就是爸爸割青贮草包装袋用的那种刀——嚓、嚓、嚓，直到包装袋散开。然后，他会用毡头墨水笔在我的前胸画线。我想起了吃掉七只小山羊的大灰狼被开胸剖肚，以便活生生地取出小山羊——也许，从我的身体里会取出一个高个儿女孩，她不会再有恐惧，或是一个无论如何都会被看到的人，那个女孩被遮掩在皮肤和外套的层层覆盖下已然太久。听诊器从我的皮肤上移开后，他就不得不把耳朵贴在我的胸口上，然后，我只需吸气呼气，就能让他的头上下起伏，表示他懂我。我会说自己浑身都疼，并指出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从我的脚趾到我的头顶，以及这二者之间的每一处。我们可以在雀斑间画出辅助线，确立我们的界限，或剪切出我的身影，就像那些用点组成的画。但如果他听不到我的呼救声，我就得扯下胸前的金属块，尽可能把嘴张大，再把那块圆形的金属塞进喉咙，尽量往下塞。那样一来，他就不得不听了。哽噎历来都不是好兆头。

    奥贝的胳膊肘戳了戳我的肋间。

    “在吗？地球呼叫雅斯，把肉汁递过来，好吗？”

    妈妈把汤罐递给我。罐子的把手已经断了。有些小油球漂浮在肉汁中。趁奥贝还没扫兴地问我在想什么，我赶忙把它递给他。他正在说学校里的所有男生，一个一个说过来，而真正让我念念不忘的男孩却在他一直停放自行车的地方有块纪念碑。现在牛都没了，各方面的情势都不太喜人，兽医也在说口蹄疫对村里所有农民的影响。大多数人都不想谈这件事，他说，那些人恰恰是危险的，有可能颓丧至极，乃至做出一些傻事。

    “很难理解，”爸爸没有看任何人，说道，“你终究还有自己的孩子吧。”

    我看了一眼奥贝，他的头都快凑到盘子上了，好像在研究西蓝花的结构，看看那些小朵的绿花能不能当伞用，好让我们躲在下面。他的拳头握成一团，我看得出来，爸爸说的话，或者说，爸爸没有说出的话让他很生气。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也可以当吊锤，就是用来让窗帘垂坠、不让它们飘起来的那种小坠子。我一直看着兽医。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舌头去舔银色的金属餐刀。帅气的舌头——深红色的。我想起爸爸温室里的植物，想他怎样用刀划开一条叶茎，再把这根插枝种进盆土里，叶子朝上，再用篱笆钉固定。我想象着兽医的舌头触碰我的舌头。我终将舒展开来吗？不久前，汉娜把舌头伸进我嘴里时，我尝出来她吃掉了后一滴蜂蜜。我问自己，兽医的舌头会不会有蜂蜜的味道，那能不能让肚子里让我痒痒的小虫子消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