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我是怎样写《文献中的百年党史》的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无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是百年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这也是本书的主要内容。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全新命题,不可否认的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过曲折错误,这在书中也有所体现。但总的来看,这些曲折错误是探索中的曲折错误,是支流支脉,终究只是一时的现象,所以我在书写曲折错误时重点展现党和人民对正确路线的坚持和由此得到的锻炼。例如“文革”写了二月抗争,写了中美关系破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开创外交工作新局面;展现当时涌现出的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他们在各自平凡的生活和工作中创造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给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

    二是大和小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年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到过苏区参观的人都能清晰感受到,党的目标绝不是一地一隅,而是要建立全国性的政权,解放全中国人民。要书写这样政党的历史,当然要从千秋伟业的角度来把握,要胸怀大视野大格局。但呈现方式却不能从大到大,否则易于粗疏,流于空泛,而应以诸多生动的小细节呈现,以小特写镜头呈现大局面。例如写三线建设一节时,我特意选择了1969年上海一家工厂为车间工人江鉴康家属开具的“迁移证明”。这篇文献足以生动展现广大工人告别繁华大都市,举家西迁为国家的动人画面。

    三是点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建设改革涉及广大地区和诸多领域,这是我在写作中都要考虑的问题。乍一看100个小节是按时间排序,但在具体章节设计中,是东部中部西部东北西北等地区都兼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都涉及。具体到每一节的写作,也不是大而化之,面面俱到,同样是以点带面,以局部呈现整体。例如抗美援朝一节,很多出版物着力于写战争的过程,我则重点写毛泽东四次考量、艰难下决心出兵的过程,以此来呈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极其困难。

    四是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党的领袖在历史发展关键时刻,往往起到举旗定向、统领全局的作用,这一点在《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有明确体现。但同时我也注意体现人民群众的活动。党史大家胡乔木说过,写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要写人民群众,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我在写作中紧紧把握这一要求。例如在第一节“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在写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既写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讲话部署,又配了《人民日报》上《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新闻报道的图片。

    五是秉笔直书和历史温情的关系。

    两千多年来,秉笔直书一直是中国史家写作的传统,党史写作也不例外。但同时,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动物,我们常说研究历史要有“了解之同情”,也就是在了解的基础上,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例如在写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我对其发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均据实描述。但在谈到“大跃进”出现的原因时写道:“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摆脱压迫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说白了就是穷怕了。这样,这一节既写出了史实,又写出了对历史的温情。

    六是权威和通俗的关系。

    作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的一员,权威是我们写作的一贯标准,这主要体现在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精选和定性、对历史人物的评判、对争议性敏感性问题的评价等方面。例如写1937年十二月会议、1967年二月抗争、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我查阅了所涉相关人物的年谱传记选集文集等资料,力求下笔严谨有据。权威表现在引文注释和图片出处,均采用权威版本和权威来源。权威还体现在描绘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要尽量写出历史的所以然。例如三线建设是在面对美苏的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以及从1961年到1965年对国民经济和社会政治关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布局和实施的。通俗是我对本书写作的自我要求,但通俗绝不是媚俗,不是要有意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而是在权威的标准下进行通俗的表述,力求语言生动直白,贴近生活。例如1926年用的标题是两句歌词“打倒列强,除军阀”“工农学兵,大联合”,一看就明白当时的社会诉求,但在正文写作时,对大?命中的大事要事进行了客观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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