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陆续与读者见面了。这部气势宏大的著作是在白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汇集了国内一大批史学专家，经历十几个寒暑的辛勤工作的结晶。与前人编纂的通史不同的是，白先生在总体框架的设计上有全面的革新。1984年他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就阐述了这个设想：“这几年，我同几十位同志合作，进行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编撰。我们吸取前人编撰经验，试行一种新的综合体例。全书中有十个卷是每一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叙说，内容包括基本史料的阐述，已有研究的成果和本卷的编写大意。第二部分是综述，阐述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总的发展形势，其中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民族、文化和中外关系。第三部分是典志，分篇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法律、风俗等。第四部分是传记，包含个人传记、学派传记，艺术家、宗教家的传记等。这样的体例，大体上采取了纪传体的办法，而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在已出版的卷本中，我们看到白先生的设想已经得到充分的体现。也给予读者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让大家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祖国的历史。全书的精华，汇集在首卷“导论”之中，从中国历史的不同角度、各个方面，进行了高度概括、提纲挈领的论述。晚辈后学，不敢妄加评论，感触最深的，就是白先生对历史中的“人”—人的行为、人的作用、以人为中心写活历史—所阐发的一系列见解。我愿就这方面的内容，谈一点自己的读后感。
    (一)
    历史是什么?在当代史学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似乎不成为问题。但是白先生特别强调：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在“导言”第八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史书中，看见了历史人物的群像，就愈益感到历史的丰富性。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 
    这个论点，最初来源于李大钊同志。他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白先生继承和发展了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并把它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作为研究中国史各个领域的基本出发点。
    中国的历史，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历史，还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这是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根本区别。白先生在“导论”的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
    秦汉之际的匈奴，是生活在北方草原的强大游牧民族。它与中原皇朝的战和关系，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课题。在封建社会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思想指导下，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被视为中原皇朝的大敌。有人把匈奴、鲜卑、突厥等民族与汉族的战争列为影响中国兴衰的一条主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白先生在“导论”第一章中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的分析，揭示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矛盾冲突，首先是人类不同的生存方式造成的结果。
    “导论”第三章中，引用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名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佐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首先是求生存的过程，对于任何民族都是如此。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游牧与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出不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司马迁在描述匈奴的民族特点时，特别引用了中行说(一位在匈奴部落中生活的汉族人)与汉朝使节的对话，来说明这种差异。汉使说：“匈奴俗贱老。”中行说解释道：“匈奴明以战功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当匈奴人喜好汉族的丝织品为服装时，中行说指出骑马的民族不宜使用这种衣料。“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跨皆裂敝”，不如穿皮衣结实耐用。这些描述表明，以汉族的价值观来评价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得出客观正确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