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认为这是我国史学界乃至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作为该书的组稿、出版联系人之一，每当回忆起当时组稿以及与总主编白寿彝先生联系过程中的往事，至今令人难以忘怀，不由感慨万千。现谨以此文，纪念白寿彝先生逝世十周年。

　　一言为定，立此存照

　　《中国通史》总主编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大家，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老作者。
　　1978年我社编辑王界云因公赴京，白寿彝先生托人传话，约他到家中见面。王界云听了白先生对《中国通史》(我们通常称之为“大通史”，区别于“小通史”《中国通史纲要》)整个系列工程的编辑计划，异常兴奋，立即打电话向社里汇报。社领导宋原放很重视，回应说：“大通史工程我社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不久出版社和白先生达成了出版意向。大通史是一项重大工程，光有意向不行，必须提出具体实施计划才有可能实现。不久我向社领导谈了我的这一看法，他们很重视并派我专程赴京，与白先生具体商谈。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到北京组稿，曾拜访过白先生。七十年代，国家领导人指示要继续整理校点廿四史和《清史稿》工作，并要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因顾先生年老体弱，委托白先生具体指导。我和复旦大学陈允吉、王运熙，华师大李国钧，上师大裴汝诚等一度参加了这一工作，同白先生见面机会多了，并渐渐地熟悉起来。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他想编两部《中国通史》，一部大的，一部小的。在谈到他为什么有这个打算时，他讲了两件事：
　　1962年他到巴基斯坦参加学术会议，该国同行提起他们讲中国历史，苦于没有教材，希望他能编一本。过了十几年他再次去巴访问，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他感到很不安。还有一件事，他说记得1972年周总理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说，一些年轻人不懂得自己国家的历史，我们应该编一本通俗的中国通史。此后《光明日报》记者肖黎采访他时，他也谈过这两件事，他当时还把剪报寄给了我。我听了他的话，很有感触，感到出版界也有责任。我想由他这样的史学大家来写大小通史是再适合不过的人选。不过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又是人大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公务繁忙，不大可能坐下来写书，再加上出版社的工作大部分尚未恢复，所以我对他说，我非常赞成先生的计划，只是目前条件还不具备，需要假以时日。社领导这次派我来落实大通史系列的编辑出版问题，我是完全有思想准备的。
　　记得那次见面是在白先生家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见面了”，我感到很亲切。他详细介绍了大通史的编辑计划和措施，我很清楚这是一个大工程，双方担子都不轻，我也深知白先生是个说话算数、一诺千金的人，不喜欢“合作意向”、“考虑出版”等模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言语。所以我明确地对他说，我社已经把大通史系列列入出版计划，并把它作为重点来抓。我还说这次来看您，就是为了专门落实此事。他听了很高兴地说，一言为定。最后他让助手小刘（雪英）为我们拍照留念，还认真而又风趣地说：“通史系列的出版就是你们的了，我们立此存照。”
　　白先生这句话，后来网上也流传开来了。有的文章说，这是白先生对出版社的信任和鼓励。我觉得确有这样的成分，但更多的是表明约稿关系，双方从此都应该为此而负责。因为那时我们都习惯于口头约稿，即所谓“君子协定”。这在白先生看来似乎还缺点什么，但又不愿去搞什么繁琐的合同契约之类，因此才有“立此存照”的拍照之举，这种细小的地方也反映出白先生思考缜密、办事周到的过人之处。

　　落实各卷组织协调工作，力争第一卷早日出版

　　在我们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始终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做了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召开了许多会议，讨论计划，征求专家意见。又把全书分为若干卷，每卷设一个主编，然后一卷一卷地落实。我们还在西安、南京等地召开隋唐卷和元朝卷的会议，深入讨论编书大纲，总结经验，指导其他各卷的工作。我参加了隋唐史分卷的会议。在此期间，他曾对我说各卷主编是全国范围内找的，他们都是研究各朝代的专家和名流。我们将采取主编负责制，不但要负责组织编写力量，还要负责把关，审稿，不成熟的稿子不能交出来。将来每个编写者都要署名，介绍他们的简历，并要他们负责到底。白先生集中全国史学界几百人的力量，依靠各分卷主编，分工协作，齐头并进，不但质量有保证，进度也会很快。社领导当时也很重视，还专门拨出经费支持白先生办《通史通讯》联系和指导各卷的编写工作。所以我觉得大通史的出版很有希望，充满信心。
　　但参加大通史编写工作的人很多，分散在全国各地，思想认识并不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