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唯一真理观》入选书单新书推荐榜

    “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走出唯一真理观》
陈嘉映的问答
（2009年5月与华东师范大学学生座谈，全文见《走出唯一真理观》一书）

    现在很少有人报考哲学，功课好的学生都愿意考理工科？

    要么就报考经济金融什么的。报考研究生的倒有不少报哲学的。其实从前也有点儿这样。很早的时候，反正就你们还不存在的那年头，有一次我到青岛，住在我父亲的同事家里，他是一位著名的化学家，说起来，我说我是文科生，读哲学的，怪不好意思的，这位老先生他说，真不错，你读哲学，你学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你的工作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多好，你看我这读化学，一辈子学的东西跟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你读你爱读的书，读着开心，这个好处留给我们文科生的是吧，我觉得读文科的应该珍惜这个好处，高高兴兴地得到教化。当然，如果你真的一直做哲学的话，你会碰到一些技术性的东西需要去掌握，也不只是好玩。但总比学财会好点儿，是吧，你学了一大堆财会报表，复式记账，你的确学到了本事，到处都需要你，但是跟你的人生没多大关系，你的生活需要复试记账吗？

    您翻译了《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等等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些经典文献，您觉得我们在学着翻译西方哲学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翻译这些著作，主要不是因为它们重要，是我自己喜欢读，读得最熟。我觉得学西方哲学的人，必须做点儿翻译。你要说训练，哲学上到底有什么训练我说不好，我想中国人读西方哲学，翻译是个训练。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在理解，有时是模模糊糊的理解，有时是清清楚楚的理解，怎么区分？你翻译出来了，翻译对了，就是清清楚楚理解的最好证据。

    当然，这里说清清楚楚的理解还是字面上的。我们所要追索的道理一层一层，没有完全清楚的时候。但这种基础层面上的清楚很重要。古人谈义理，先要有小学或者说语文学的基础。我们中国人读外国哲学，翻译最能体现这个基础。

    西方哲学研究离不开翻译。实际上，至少在西方哲学这一块，我觉得一部好的译著通常比中国人写的一部所谓专著更重要。要把更多的著作翻译过来，我们以前了解的西方哲学还是比较窄，还需要把更多的流派更多的重要著作摆到那里，谁对什么感兴趣就去做什么。现在翻译的面宽了，量也很大，可惜翻译的总体品质还是太差，好的翻译凤毛麟角。我一直说，每个人少译一点儿，把这一点做得好些。中国这么多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用不着做得太多，求多不如求好。如果每个人都做一点，把它做好，咱们中国那么多人，就会做出很多很多好东西。我是建议，每个人去翻译他真正喜欢的东西，认真研究过的东西，认认真真翻译，这个译本是尽可能可靠的。不像现在，翻译出来的东西不少，大半粗制滥造。这个问题挺突出的，特别是哲学书，也的确不好译。我和一些同道一直希望能建立一个翻译基金，至少在西方哲学这块，成立一个译者联合会来审定译本，奖励优秀的译本，把质量差的译本公开列出，起警示作用。可惜我们无权无势，只能空想。

    对哲学生，翻译还有一层别人不常谈到的好处。论理往往不只看对错，更多在乎深浅。读哲学时间长了，会让人在这一点上变糊涂，丧失对错感、清晰感，什么事情都理解得稀里糊涂，还以为自己得道。翻译是有对错的，它提醒我们，并非在什么事情上都能自我辩护说：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你可能出了硬伤，错了就是错了。因为翻译有硬意义上的对错，有的批评你就躲不开。常听人说，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被人挑错是好事，老是自说自话，倒是没人挑你的错了，可那有什么意思？

    至于说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我的一点感受是，译名还是尽少依赖制造新词，如果要制造新词，尽可能制造可感的，就是单看汉语字面它也多多少少有点意思。我的意见从来都是这样，翻译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中国这么多人，每个人都制造十个新词，新词就太多了，弄不懂了。

    我特别喜欢陈老师的写作风格。我不是学哲学的，但喜欢读哲学书，可是大多数文章太难懂了，学术文章能不能用日常语言来写啊？

    更多读者愿意来读哲学，这是大好事啊。读者希望学术文章平易近人，显然是个合理的希望。学术文章里充满了古怪的干燥的模糊的语词，弯弯绕绕的句子，别说让普通人望而却步，业内人士也照样头疼。当然，学术不属娱乐业，不能指望由媒体广为传播，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用中学生读得懂的话探讨深入的问题，当然最好，但你也不能指望都那么平易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