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60年代至70年代的低潮之后，AI的第二波高潮开始于80年代。这次AI高潮的掀起，与本书第一作者费吉鲍姆教授有很大关系。他是人工智能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从60年代起，他开始了“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的研究和设计，到了80年代，费吉鲍姆的专家系统框架及其理论成为当时AI研发高潮的重要推动力，各国政府纷纷为此制定发展规划，其中日本政府最为激进，欲以8.5亿美元巨额预算，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开发出“第五代计算机”系统。所谓“第五代计算机”是相对于业已成型的前面四代而言的：四五十年代的电子管计算机，五六十年代的晶体管计算机，六七十年代的集成电路计算机，七八十年代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而日本规划目标中的“第五代计算机”是具有人工智能的计算机系统。

    费吉鲍姆对1981年日本开启的以第五代计算机为核心的这一波人工智能浪潮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和观察。那一年他应邀参加了日本第五代计算机会议，第二年又参观了日本为五代机项目特别设立的“新一代计算机技术研究所”（ICOT），再加上他娶了日裔妻子H.彭妮·新子(H. Penny Nii)——一位知识工程（knowledge engineering）领域的专家和先驱者，因此费吉鲍姆被人们看成是日本五代机项目的外籍“军师”。而他和麦考黛克合著的这本书则记录了人工智能发展史中具有重要节点意义的一段历史，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回顾、总结和借鉴。

    书中很大篇幅是讲日本的五代机规划，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日本的经济总量在上世纪80年代时已位于世界第二，人均GDP也赶上美国。由于美国感受到当时“日本奇迹”带来的威胁，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在《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中列举的“日本的奇迹”有：钢铁产量在70年代后半期追上美国，1978年世界22座大型高炉中，日本占了14座；日本的收音机、录音机、立体声音响设备等产品在50年代前半期质量还不如美国，一转眼却席卷全球市场；日本新造船舶的价格，在70年代后半期比欧洲低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日本汽车产量在1958年还不到10万辆，1977年日本出口汽车就达到了450万辆；在计算机、军工等领域，虽然还是美国领衔，但日本的技术也在提高；等等。“日本奇迹”最直接的结果便是美日贸易逆差，美国制造领域的厂商，要么遭受痛击，要么不寒而栗，于是美国采取了贸易战的行动，导致《广场协议》，日本屈服。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希望借助强力推动“第五代计算机”规划，到90年代在技术上抢占制高点。费吉鲍姆和麦考黛克看到了日本雄心勃勃推动研发“第五代计算机”的战略动机，担忧美国会在这一场竞争中失去优势。他们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此事关系重大，在贸易战中，这可能是决定性的挑战”，“如果我们对此仍然漠然置之，就可能使我们的国家沦为后工业社会中的第一个‘农业大国’”，以此唤醒并敦促美国政府也发起一个像航天飞机计划那样的全国性行动计划来应对挑战。

    当今中国面临的历史环境似乎与当年日本非常相似。中国的经济总量十年前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钢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中国的汽车产销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的高铁里程世界第一，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世界第一，中国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出口世界第一，中国的贸易顺差世界第一；所有这些“中国奇迹”导致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中国相继推出了包括《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国制造2025》等若干国家行动计划，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略，其中人工智能和5G通信成为优先发展的领域。美国再次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中国威胁论”已成为白宫和国会很多政客的共识，制裁中国已不限于贸易，扩大到了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虽然中美贸易谈判签订了第一阶段的协议，但好比是拳击赛第一轮的中场休息；可以预见，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并不断出台各种打压措施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新常态。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第五代》所描述的当年日本人工智能的发展态势或许对今天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些参考的价值，这是再版本书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