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一个极为简单的理由，朱鹮在我心中一直占据着一席之地。

    我上小学的时候，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朱鹮，对它颇为熟悉。尽管我从没见过朱鹮振翅高飞，但感觉就像已见过无数次。由于数量稀少，它被指定为特别天然纪念物、国际保护鸟。这增添了它在我心中的分量。

    我想，恐怕许多人与我有相似的经历。

    高中时代，人工增殖的过程屡屡被报道。“作为国际保护鸟和特别天然纪念物，朱鹮是一种极为重要的鸟类。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它从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朱鹮濒临灭绝，每一个日本人都应对此负责。”——我对此类口号甚为不解。

    即便我试图理解它的重要性来自数量稀少以及Nipponia nippon——这个代表日本的学名，然而，为何人们要为保护朱鹮而不遗余力？

    我曾想，就算朱鹮从日本消失，我们也不会遭遇多大的麻烦。那人们竭尽全力增殖朱鹮的努力到底意味着什么？

    但与此同时，我也感到有一种重要的东西蕴含于保护朱鹮之中。这种东西超越自然保护与特别天然纪念物的范畴，令我难以释怀。

    1997年2月，英国克隆羊问世的消息震惊世界。媒体大肆报道称，若仿效此法，1995年死去的最后的日本产雄性朱鹮小绿，将从自己的细胞中重生，朱鹮将重返佐渡的山野。我因而陷入关于生命和伦理的思考之中。

    同时，佐渡人与朱鹮是如何相生相伴的，也深深地吸引了我。彼时，我脑海中浮现出佐藤春雄和高野高治二位的名字。知道他们，是在一本杂志的朱鹮专刊上，其中有一篇追忆朱鹮的文章。我当时是个初中生，并不相信日本曾有过佐藤和高野所追忆的二十多只朱鹮齐舞的时代。

    其后，我通过电视和报纸，了解到他们二位为朱鹮所做之事。佐藤先生踏踏实实地观鸟，拾粪，呼吁保护朱鹮，并担任“佐渡TOKI保护会”会长；高野先生在担任“朱鹮保护中心职员”之前，便已开始为朱鹮投食。

    围绕朱鹮，见仁见智。鼎沸的人声散去，佐渡岛上，春雄、高野与朱鹮相生相伴的故事却余音绕梁。虽然我曾对朱鹮怀有疑问，但他们的故事拥有超越学术知识的说服力，让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认同和共鸣。

    1997年3月中旬，我赴佐渡与七十七岁的佐藤先生、八十四岁的高野先生会面。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尽管我的年纪只相当于他们的孙辈，且是初次见面。我们的对话从早上9点持续至晚上7点过。

    佐藤先生的家位于两津市，加茂湖北岸。在他家里，有他辛勤收集的大量的粪便标本、脱落的羽毛，以及关于朱鹮的剪报、各种书籍杂志、宣传板与海报等，珍贵的资料云集，可谓朱鹮博物馆。

    自从得知佐藤先生其人，我便有一个疑问：“‘朱鹮灭绝’已经说了好多年，为什么还要站出来保护它？”这也是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

    “我把朱鹮看作是生命，而不是鸟。”

    佐藤先生微笑，平和地讲了这第一句话。接着，他简短地答道：

    “人命是命，朱鹮的命也是命。如果因为横竖都是一死，便置之不理，那人也不需要医疗、福利了。可是，人与人之间，对待病人，我们必定是要帮助，是要安慰的。”

    虽然知道朱鹮行将就木，但他作为佐渡人，愿意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支撑佐藤先生的，是人心，是爱。

    我多年来的疑问有了答案，同时，也终于悟到了蕴含于保护朱鹮之中的那个“重要的东西”。佐藤先生用“人心”为保护朱鹮注入了新的意义。在他眼里，时至今日，朱鹮也并不是所谓的国际保护鸟或特别天然纪念物，而是“生命”。

    高野先生的家在新穗村公所附近，那里也存有大量关于朱鹮的资料。虽听闻他反复住院，但他却非常健康，声如洪钟。从生椿的生活、保护中心的日子再到今天，关于朱鹮，他无所不谈。看得出，聊起朱鹮，他无比的开心。战争刚结束，他就在生椿开始投食。“儿时的伙伴饿肚子，我得帮帮它。”这就是高野先生对于朱鹮的情愫，是一种关爱。

    佐藤先生和高野先生向我提到了宇治金太郎，并将夫人佳代女士介绍与我。拜访她位于真野町的家时，适逢她的亲戚在场，他们向我讲述了宇治先生的为人以及捕获小金的往事。我还有幸得见了在朱鹮保护圈广为人知的那块蜡烛。当那块小小的“护身符”出现在我眼前，我竟莫名紧张，不由得双手合十。

    与高野先生会面的三天后，他再次住院。他于5月回过一次家，其余时间都在医院，直到7月27日故去。向他请教朱鹮之事的，我是最后一人。现在想来，我所听到的，便是他关于所爱朱鹮的“遗言”。

    高野先生去世后，我与佐藤先生见了三面。我也再次去到宇治家中，在“护身符”前合掌。我还去了谷平、生椿、宇贺神社以及那片可眺望真野湾的农田，置身于佐渡的春夏秋冬之中，聆听佐藤、高野、宇治的喜怒哀乐交织而成的乐章。

    朱鹮必定是一种通人性的鸟，我想。

    完全捕获行动之前，五只朱鹮在大平山的上空盘旋，向佐藤先生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