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远乐观的人——《阿诺德·汤因比传》前言

他们的母亲伊迪丝鞭策着阿诺德在公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时期拿到了一系列奖学金与奖项。成为一名牛津的青年教师后，阿诺德对其他讲师们的奢侈生活与花天酒地感到惊惧。他写信问自己的朋友：“他们有什么必要那样大手大脚呢？”“这一切着实可耻。”他在本质上是一位苦行僧，过了一辈子精打细算的日子。我们经常听到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会在工作室里累死的！”年老的他极其畏惧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贫穷。为了让自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免遭那样的命运，他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将自己在全世界卖出上百万本的著作的可观版税收入替换为终生享受的一笔津贴——尽管后者的数额要相对小一些。人们常说，先知只在本乡本土才不受尊重。那也确实是我祖父遭遇的命运——他在祖国受到的纪念与崇拜不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东方。他的作品诞生于一个英国史学界已不流行宏大的历史叙事、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碎片进行精细考据的时代。特别是一位青年学者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对《历史研究》进行了尖锐批评；他的来势汹汹为其他评论家和学者奠定了基调。这一批评帮助特雷弗罗珀在日后当上了牛津大学的皇家史学教授，也让我的祖父从英国大学那里收到的讲座邀请反不及外国大学那样多——特别崇拜汤因比的是那些欣赏他认定西方即将衰落、东方即将崛起的观点的那些国家。我祖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同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外交息息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让他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同辈人。这部传记认为，他和他的母亲曾设法豁免了他的兵役，这令他悔恨终生。但他在外交部和自己最熟悉的史学领域工作，极其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入侵者对比利时平民施加的暴行——那是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读者在阅读他对每次恐怖迫害进行的极其详尽的叙述时，会感到他作为史学家的严谨精神渗透在每一页文字之中。他摒弃了谣言与无法证实的内容，仅仅保留了确有所本的证据。那并非一部政治宣传品。一战结束后，汤因比参加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但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那里。他正确地预见到，和约对德国人采取的恶意惩罚性措施将会导致日后的矛盾。他始终是和平、调解与国际合作的坚决拥护者，因而积极投入到了筹建国联的工作中去。不幸的是，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击碎了国联的理想，汤因比对理性与和平的殷切期望再度化为泡影。他是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手材料报道者，经常为《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二者都是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报刊)撰文。他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代表外交部对后者进行了采访；他数次会晤过凯末尔和许多重要国家领导人。他的头脑是开放的和善于追问的，从不墨守成见。他曾被派去报道在亚美尼亚的暴行(当时世人认为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人一方)；但在独立搜集了证据后，他认为多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与史学家的品质。在担任研究主任的那些年里，他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了关于世界时事政治的年度报告；那项费心费力的工作让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各种国际时事。汤因比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尽管他与此同时也撰写着自己里程碑式的史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再度同外交部建立了联系。他在战后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重建之前宣告失败的国联的工作之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错失了第一次机会后，为了争取另一次建立国际联盟的机会而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那值得我们为此而拼尽全力。”这些努力的成果是联合国的成立。它尽管自身存在着往往令人无法容忍的局限性，却顽强地存续了下来，成为维系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际睦邻友好关系的希望之火。他从未丧失对于各国可以和平共处与合作的信心，尽管他在同一封信中也坦率地写道：“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经验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在每次变局中，他都在寻找着峰回路转的迹象，相信世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避免错误。尽管经历并见证了由愚蠢的外交失误导致的百年劫难，他在智慧与博学之外仍保留着某种自己无限珍视的天真。他怀着希望去面对关于家庭或世界的各种消息，从中寻找保持乐观的理由。作为一位祖父，他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理由的榜样。“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Nil desperandum)——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拉丁文。他确实从未绝望，即便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里也是如此。波莉·汤因比

他们的母亲伊迪丝鞭策着阿诺德在公学和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时期拿到了一系列奖学金与奖项。成为一名牛津的青年教师后，阿诺德对其他讲师们的奢侈生活与花天酒地感到惊惧。他写信问自己的朋友：“他们有什么必要那样大手大脚呢？”“这一切着实可耻。”他在本质上是一位苦行僧，过了一辈子精打细算的日子。我们经常听到他忧心忡忡地说：“我会在工作室里累死的！”年老的他极其畏惧狄更斯笔下的那种贫穷。为了让自己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免遭那样的命运，他同牛津大学出版社达成协议，将自己在全世界卖出上百万本的著作的可观版税收入替换为终生享受的一笔津贴——尽管后者的数额要相对小一些。

人们常说，先知只在本乡本土才不受尊重。那也确实是我祖父遭遇的命运——他在祖国受到的纪念与崇拜不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尤其是美国与东方。他的作品诞生于一个英国史学界已不流行宏大的历史叙事、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碎片进行精细考据的时代。特别是一位青年学者休斯·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对《历史研究》进行了尖锐批评；他的来势汹汹为其他评论家和学者奠定了基调。这一批评帮助特雷弗罗珀在日后当上了牛津大学的皇家史学教授，也让我的祖父从英国大学那里收到的讲座邀请反不及外国大学那样多——特别崇拜汤因比的是那些欣赏他认定西方即将衰落、东方即将崛起的观点的那些国家。

我祖父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同他那个时代的政治与外交息息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让他失去了许多朋友和同辈人。这部传记认为，他和他的母亲曾设法豁免了他的兵役，这令他悔恨终生。但他在外交部和自己最熟悉的史学领域工作，极其细致地研究了德国入侵者对比利时平民施加的暴行——那是大战爆发的导火索之一。读者在阅读他对每次恐怖迫害进行的极其详尽的叙述时，会感到他作为史学家的严谨精神渗透在每一页文字之中。他摒弃了谣言与无法证实的内容，仅仅保留了确有所本的证据。那并非一部政治宣传品。

一战结束后，汤因比参加了在凡尔赛宫召开的和会，但怀着厌恶的心情离开了那里。他正确地预见到，和约对德国人采取的恶意惩罚性措施将会导致日后的矛盾。他始终是和平、调解与国际合作的坚决拥护者，因而积极投入到了筹建国联的工作中去。不幸的是，随着希特勒的崛起击碎了国联的理想，汤因比对理性与和平的殷切期望再度化为泡影。

他是世界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一手材料报道者，经常为《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二者都是自由派的国际主义报刊)撰文。他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代表外交部对后者进行了采访；他数次会晤过凯末尔和许多重要国家领导人。他的头脑是开放的和善于追问的，从不墨守成见。他曾被派去报道在亚美尼亚的暴行(当时世人认为责任完全在土耳其人一方)；但在独立搜集了证据后，他认为多方都应当承担责任——这反映了一位正直的新闻记者与史学家的品质。在担任研究主任的那些年里，他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撰写了关于世界时事政治的年度报告；那项费心费力的工作让他始终密切关注着各种国际时事。汤因比是个与时俱进的人，尽管他与此同时也撰写着自己里程碑式的史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再度同外交部建立了联系。他在战后重新精神抖擞地投入到了重建之前宣告失败的国联的工作之中。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在错失了第一次机会后，为了争取另一次建立国际联盟的机会而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那值得我们为此而拼尽全力。”这些努力的成果是联合国的成立。它尽管自身存在着往往令人无法容忍的局限性，却顽强地存续了下来，成为维系国际法、国际秩序与国际睦邻友好关系的希望之火。他从未丧失对于各国可以和平共处与合作的信心，尽管他在同一封信中也坦率地写道：“不得不承认的是，历史经验并不站在我们这边。”

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永远乐观的人。在每次变局中，他都在寻找着峰回路转的迹象，相信世人能够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并避免错误。尽管经历并见证了由愚蠢的外交失误导致的百年劫难，他在智慧与博学之外仍保留着某种自己无限珍视的天真。他怀着希望去面对关于家庭或世界的各种消息，从中寻找保持乐观的理由。作为一位祖父，他为我们树立了要在这个世界上寻找希望而非绝望理由的榜样。“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绝望”(Nil desperandum)——是他经常引用的一句拉丁文。他确实从未绝望，即便在世界最黑暗的时刻里也是如此。

波莉·汤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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