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北加州的硅谷和波士顿的128号公路作为世界领先的电子领域创新中心赢得了国际声誉。两者都以其技术活力、创业精神和超常的经济增长而声名鹊起。由于两者均依靠高校的科学研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的军费支出起家，因而也常被拿来进行比较，并被广为模仿。随着传统制造业部门和相关地区陷入危机，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将这些快速发展的地区及其“朝阳”产业视为工业振兴的典范，并寻求通过建立科学园区、资助新企业以及促进产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来复制他们的成功。

    20世纪80年代初，两个地区的主要生产者自身也经历了危机，随后其魅力减退了。硅谷的芯片制造商拱手将半导体存储器市场让给了日本的竞争对手，而128号公路的小型计算机公司则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客户转向了工作站和个人计算机。这两个地区都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分析人士预测，它们将重蹈底特律和匹兹堡的覆辙，陷入长期衰退。曾经被视为坚不可摧的美国高科技产业有可能挺不过激烈的国际竞争。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两个区域经济体的表现却开始出现分化。在硅谷，新一代半导体和计算机初创公司开始创建，呈现出与老牌公司并驾齐驱之势。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康诺外设公司（Conner Peripherals）和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Cypress Semiconductor）等初创公司大获成功，惠普（Hewlett-Packard）、英特尔（Intel）等老牌大公司锐气不减。相较之下，128 号公路地区在80 年代初开始显现的颓势则并没有出现丝毫开始扭转的迹象。曾经备受赞誉的“马萨诸塞奇迹”（Massachusetts Miracle）戛然而止，数字设备公司、数据通用公司、普莱姆公司（Prime）以及王安电脑（Wang）等老牌公司持续裁员，初创企业无法提供足够的岗位吸纳下岗人员。到20 世纪80 年代末，128 号公路地区的生产商已经将长期以来在计算机生产领域拥有的主导地位让给了硅谷。

    为什么硅谷成功地适应了国际竞争格局的变化，而128号公路地区似乎正失去竞争优势？

    尽管这两个地区有着相似的起源和技术，但是在二战后却逐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工业体系。两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危机中的不同表现，揭示了其在生产组织方面的差异。

    硅谷拥有一个基于区域网络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激发了相关技术集群的专业生产者之间的集体学习与灵活调适。该地区密集的社交网络和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尝试与创业。各个公司之间既有着激烈竞争，同时又通过非正式沟通和协同工作了解不断变化着的市场和技术；松散的团队结构鼓励公司内部各部门之间以及与外部供应商和客户之间的横向沟通。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当地各类机构（如行业协会和高校）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在网络体系中，公司内部的职能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128号公路地区则是以少数几家相对一体化的公司为主导，其工业体系以涵盖各种生产活动的独立公司为基础。保守公司秘密和对公司忠诚决定着公司与客户、供应商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从而强化了鼓励稳定和自力更生的区域文化。公司的层级结构确保了权力的集中和信息的垂直交流。因而在这样一个以独立公司为基础的体系之中，公司之间、公司内部以及公司与当地各类机构之间的界限就愈加清晰。

区域优势
    128号公路地区和硅谷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区域对形成竞争优势有重要影响。无论是将产业适应作为一个国家或行业进程的标准说明，还是将硅谷和128 号公路地区视为技能和技术相对集中的传统区域发展理论，都无法解释硅谷在20 世纪80 年代所具有的超强适应能力。这两个区域的生产者在同一个与技术相关的市场中竞争，又地处同一个国家，可它们在最近几十年的竞争乱局中的表现却大相径庭。

    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一个区域的工业体系：

    1，当地的机构与文化
    2，产业结构
    3，企业组织

    这三个维度彼此之间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单一维度都无法充分说明区域经济的适应能力；任何一个单一变量也并不会优先于其他变量或是其他变量的诱导因素。例如，区域文化很重要，但并不是推动特定产业形式的决定性因素。20世纪70年代，虽说当地文化倡导开放式交流和非正式合作，但是硅谷的芯片制造商采用了主流管理模式，开始追求自给自足的商业战略。

    同时，硅谷的生产者积极应对电子技术前沿的变化，而128号公路的企业则一再迟疑不决，结果总是输给西海岸的同行。20世纪60年代初，硅谷成为美国的半导体创新中心，取代了128号公路在晶体管和其他固态器件领域最初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