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 年的最高峰时只有60%，因此， 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 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了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话和闽南话可能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 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

　　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业机会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 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 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 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