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里希·德特林（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著
     杨稚梓译

    “看上去，有一天我将会作为三部小说的作者被人记住。”托马斯·曼在《陛下》的1939年美国新译本前言中预测——他指的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和《约瑟夫和他的兄弟》四部曲；他又叹息着加了一句：“还有第四本，跟那几本比起来，问世时没那么大张旗鼓，也没那么浩浩荡荡：就是这个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长久以来一直“最不受重视”，“有时我真为它感到难过”。作者随后回忆起人们对这本小说的异议，它们自打小说问世就没停息过：“这本书出版时，跟横向纵向比较都被看得太简单了：因为考虑到德国人对一本书的严肃性和沉重性有诸多要求，它被看得太简单了，即便跟作者的前作比较，它也太简单了。”几乎没人认识到这个王子故事的内在价值。每次谈到人们对第二本长篇小说的接受理解，作者就要诉苦，怨言至死方休。

    至今，评论界的断言和托马斯·曼本人对这本长篇小说的高度评价形成了奇特的对照。这些言之凿凿的批评与作者几十年来因评论家对小说的理解而产生的失望之情也形成了对照——他感觉人们如出一辙的理解是种巨大的误解（即便他们多少有点儿咎由自取）——然又与刚出版的解读状况相映成趣，当时的评论界就文学和政治两方面展开激烈辩论，论战前线的评论家和作家名声赫赫，小说甚至得到了至少几位著名评论家的认可。这一切其实本不至于仅仅让作者失望。首先，同样从一开始，《陛下》就是托马斯·曼写作生涯中最受大众欢迎的作品之一；假如用销量计算受欢迎程度的话，简直称得上是大获全胜。就连《布登勃洛克一家》还花了十年才出到了第60版，而《陛下》初版上市九年后，就已经印到了第64版，也就是64000册。1922年——此时小说已经出到了第77版——托马斯·曼的名字已经理所当然地与这本书的热卖联系在了一起，以至于维也纳《新八点新闻》上刊出的一篇采访断然地（仅仅）将作者介绍为“《陛下》的作者”。恶评的声音直到后来才小心翼翼地站稳脚跟，这本书开始渐渐沦为所谓的“花哨剧”，也就为托马斯·曼研究几近无视，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得到严肃对待。

    托马斯·曼关注人们对他第二部长篇小说研读情况时的心气及为此花的工夫、对在他看来是个巨大误解的作品解读的失望之意，以及直至垂暮之年仍在捍卫这部作品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这些都与这部小说在他身后的声誉大相径庭。至今，《陛下》不仅是托马斯·曼最不出名的长篇小说，还是最常被低估的一部。

    托马斯·曼自己的意见与至今广为流传的见解——这是一部轻浮随意的游戏之作——难以统一。与同时代评论界的一般见解相反，他一再坚持这个一直“扮演灰姑娘角色的”“古怪之作”、这本“滑稽小说”，尽管相对于那些酝酿中的作品来说只是无意间预示了后来的作品，却为随后的几部大作做了绝不可少的准备：“王子故事本身有什么特殊中心思想也罢，”——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它，无论《魔山》还是《约瑟夫和他的兄弟》都是无法想象的”。时年六十四岁的作者在《陛下》的一个美国译本前言中写下这些时，是知道这句话的分量的。到了去世前一年，他还作出了这句简短有力的论断：“《陛下》是我一生的试验之一。”

    无疑，这是作者最费时费力写就的作品之一。从最初那些还很模糊的计划到完成他这部“童话小说”，他几乎像童话人物一般花费了七年：从1903年初到1909年10月，比托马斯·曼创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时间要多了一倍有余。收集灵感、记录想法是从1903年夏末开始的；1905年出现了最早写就的几段草稿；尽管1909年2月的一段笔记过早地宣告小说已经完结，直到1909年10月，托马斯·曼还在一遍遍地修改稿件。

    《陛下》跟随在《布登勃洛克一家》后付梓。在诸多一时争鸣的写作计划中——其中包括《菲利克斯·克鲁尔》、《浮士德博士》和《腓特烈大帝》——这一部最早完成，内容也最为丰富。同时，这部小说记录并克服了一场写作和人生中的危机。1904年，托马斯·曼在一篇散文中写到，有一种“悲哀的艺术家命运，每个即便只是遥遥受到它威胁的人都不得不畏惧它：那就是直至生命终结，直至名垂不朽，永远只是一部成功的处女作的作者”。期待——无论外界的还是内心的——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必须用一个新作项目承担起这种压力。

    人们很早就知道，这部新作涵盖了作者在这一生活阶段经历的全部转变，终其一生，作者或许再没体会过如此强烈迅猛的转折。《陛下》漫长又错综复杂的诞生史的起点，是一个创作一篇带着新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家小说的计划，或许类似《托尼奥·克勒格尔》。“一位艺术家，”在那篇小说中，与标题同名的主角讲道，“一位［……］天生注定的、肩负命运诅咒的艺术家，是您用一双利眼一眼就能从人群中看出来的。脸上有种离群索居又无所归属、承担别人注视和观察的目光的感觉，既有王者风范又尴尬无措。在一位穿着便装跨步穿过人群的君王的神态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