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个月又吸收了第二批五个人，包括荣如德、吴力生、侯浚吉（美国回来，会英文、德文，原先搞航空管理的）。白彦在香港认识中国银行的经理程慕灏（程乃珊的祖父），他说有一个女儿叫程萣华，震旦大学毕业的，从香港回来了，但没翻译过书，白彦也把她吸收进来。后面还有个叶群（笔名叶冬心）。一共十九人。

    我们的办公室在后来译文出版社的地方，延安中路967号。这里本来是中国银行俱乐部，当时是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办公室，让了两层给我们。办公室里有五个人坐班，包括党支书记傅禹华（老干部，女的），周朴之（译过两本俄文书，做党的工作），郭振宗（普通职员，曾把草婴作榜样，笔名学婴，后来用了冯春的笔名，取义枯木逢春，是《普希金文集》译者）。
我们不上班的人就两个礼拜去开一次会，政治学习。当时市里面很重视，和我们开会、讲话的都是领导：金仲华、白彦、杨永直都来讲过话。行政上，我们属于上海文艺出版社兼管，因此蒯斯曛、包文棣、孙家晋都经常来一道学习。

    汤惟杰：您在编译所翻译过什么？

    陈良廷：他们通过外文书店订了很多刊物，主要是进步杂志，我们看了，把一些消息翻译出来，供领导内部参考，比如美国又出了什么新的畅销小说，谁得了诺贝尔奖。

    当时，毛主席接见了一个叫杜波依斯的美国黑人领袖。我们接到一个紧急任务，赶译他的“黑色火焰”三部曲。第一部《孟沙的考验》蔡慧译，第二部《孟沙办学校》我和徐汝椿分工赶译，一人一半，然后再帮蔡慧译第一部剩下的几章，第三部《有色人种的世界》交给主万。这书一出来（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6年3月版），正巧“文革”来了，不能够发行，印了两百本，送了几套到北京，其余都没进过新华书店。开头我们也没有样书，后来工宣队开后门，给了我们一套，最后这些书都流到上海旧书店去了。译这套书是进编译所后唯一一件要紧工作，译了一年多。

    汤惟杰：“文革”开始后，您的工资减少过吗？

    陈良廷：我没打倒，工资仍旧六十块。草婴、张满涛打倒了，就三十六块的生活费，但后来，他们工资都稍许加了一点。

    汤惟杰：之后你进了“五·七”干校？

    陈良廷：我在奉贤的干校，和电影的在一起，所以经常会看见王丹凤、黄宗英。

    干校搞了编译组，我们接任务，集体编译了很多内部书。比如尼克松要来了，翻译《尼克松其人其事》（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市直属机关“五·七”干校六连编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2月），大家一人分一章，后面《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美]C. R. 阿什曼著，上海市“五·七”干校六连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也是大家各译一章。都是限你们两个星期赶出来，出版社印刷组也搞突击，一下子就送到北京去了。国务院给了我们几次好评，周总理表扬过《尼克松》。

    另外还赶译过《黑非洲史》（[匈]西克·安德烈著，西蒙·山多尔英译，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卷，1973年8月版，第二卷，1974年4月版）和《苏联对外援助净成本》（[美]詹姆斯·理查德·卡特著，陈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6月版，按：“文革”时的一些集体翻译会署一个共同的笔名，但陈先生又觉得这本书可能是上海文史馆馆员陈绛所译，他参与编校，此地存疑）。市委写作组的戴厚英还布置我们翻译内部小说。最出名的是《阿维马事件》（[美]内德·卡尔默著，钟卫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版），我带头组织，一共四个人译了近二十万字。就拿到过一本样书，没有稿费。

    当时翻译的环境比较差，把干校一大间废弃的女厕所填掉，改成办公室，晚上蚊子很多。后来宽松了，会放我们回上海的图书馆看一些外文杂志，能接触到《新闻周刊》（Newsweek），我们通过组织关系借回来。

    汤惟杰：后来从干校回上海了？

    陈良廷：对。回上海后，我对翻译这一行也没什么打算。像荣如德就眼光远了，他读过英文系，也是徐燕谋的学生，回到上海后就翻译了斯蒂文生的《金银岛》《化身博士》放着。李俍民和任溶溶也是眼光远大的，他们在牛棚的时候就学日文和西班牙文，名正言顺地把《毛主席语录》的中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日本版对照，硬读。虽然语法不懂，但也硬啃了下来。后来就慢慢能做这些外文的翻译。

    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翻译

    汤惟杰：“文革”结束后您又开始翻译文学了？

    陈良廷：我们回到了延安中路967号，仍旧一个月六十块，再后来让我们选择，要不要进编制，进编制一个月八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