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他们让我组织一批人突击译《大屠杀》，由我统稿。这本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参考消息》登过一段，需要全部翻出来参考。书出版后（《大屠杀》，[美]杰拉德·格林著，方平、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版），总算提了译者的名字，销路特别好，初版印了三十七万。自此之后，译文觉得我统稿统出经验了，几本书都要我这么搞，直到九十年代前，《乱世佳人》（[美]玛格丽特·米切尔，陈良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5月）还叫我这么弄，再后来《蝴蝶梦》我就不上了。统稿要花很多时间，统稿费却一次付清，只有千字三块钱。我不是快手，也不想粗制滥造。

    “文革”后，吴劳也进了译文。他做事情卖力得要命，尤其喜欢帮人忙。凡他看不惯的稿子，都要帮你加工到底。李文俊、王永年都有过被他改得差点哭出来的经历。他心是好的，义务帮忙。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来组稿译《战争与回忆》（[美]赫尔曼·沃克著，第七章至第九章，方平译，第十章至第二十章，陈良廷译，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鹿金译，第二十八章至三十二章，吴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0月版，鹿金即叶麟鎏），我找了吴劳和叶麟鎏，我们分组分头译。吴劳虽然和叶麟鎏一组互校，但他说我的稿子也由他来校，我说最好了，你是我的老牌加工师了。

    汤惟杰：我看到1981年的时候，您和刘先生在云南人民出了一本《马耳他黑鹰》（[美]达希尔·哈梅特著，陈良廷、刘文澜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陈良廷：《马耳他黑鹰》是我解放前在上海的旧书店偶然买到的一本袖珍本（pocket book），觉得好玩，随便看看。后来发现它三次被翻拍成电影，华纳就拍过《马耳他之鹰》。不过这本书一直没人译，我有空就译着玩，也没想出版，那时她（刘先生）已经从电话局退休回来了，也一起译。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外文编辑室主任梁友璋来上海组稿，问我有什么现成的稿子。我说只有《马耳他黑鹰》，他见有现成的稿子很高兴，马上就出版了——译文当时不敢出，胆子小。

    梁友璋说他在北京拿到劳伦斯的一本书，叫《儿子与情人》，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我们觉得挺好，就开始翻。那个时候我们还在翻译《教父》。《教父》我最早是从《参考消息》上知道的。当时我女儿陈茂先在外语学院英文系，“文革”后，一些美国人组织来中国的学校，学太极拳，类似旅游团，他们随身带了很多袖珍书，茂先便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教父》。

    刘文澜：我觉得《教父》的故事性蛮强的，就在家里译，也让茂先去译一点试试看。译完后，问云南人民，有没有兴趣出，他们起先也有点胆小。不过梁友璋后来去北京开会，一些出版社的领导一听说他可能要出《教父》，每个人都找他预定了几本，让这书变得很热门。《教父》里有个别地方比较露骨，我们建议他，如果胆子小，就不要公开发行。他果然听了我们话的，内部发行（[美]马里奥·普佐著，陈良廷、刘文澜、吕平、陈茂先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

    陈良廷：我们译《教父》也算有经验了。太露骨的色情场面我们坚决不译，晓得这点抓得很紧的。出版社说，你译出来给我们参考。我不干。万一你放进去了呢，那我倒霉了。不过，虽然内部发行，云南人民最终还是因为出《教父》吃批评了。那时我们《儿子与情人》也译好了，稿子交齐给他们，但因为反对精神污染，云南人民不敢出了。《儿子与情人》尽管也有点这方面的描写，但比较诗意、隐晦，有人把它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看了，其实不是的。我们就问云南人民把稿子要回来。几年后我去北京，碰到人民文学外文室的一个搞俄文的领导，叫秦顺新，他对我说现在环境两样了，稿子交给我们吧。于是书很快就出版了（《儿子与情人》，[美]劳伦斯著，陈良廷、刘文澜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按：外国文学出版社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这两本书都是她（刘先生）译得比较多，我主要统稿，那时候我们住在愚谷邨的亭子间，条件比较差。

    汤惟杰：1982年出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集》（陈良廷、徐汝椿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版）我印象很深，第一版就印了四万本，封面是张守义设计的，也设计得非常好。据说出版社在“文革”前就约稿了？

    陈良廷：对的。这个选题最早是人民文学定的。我和徐汝椿译好，交稿，但那时徐汝椿想离开历史研究所，就借了修改爱伦·坡译稿的理由，我们只好把稿子拿回来，分头修改。改好后寄回出版社，出版社又不敢出了，因为爱伦·坡这个作家争议挺大，出版风险蛮大的。这样就经过了一个“文革”，“文革”后稿子从仓库里找出来了，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又不放心了，再把稿子要回来重新再加工。所以这本小说我和徐汝椿做得苦透苦透，一直推倒重来，反复互校。书出版的时候，徐汝椿已经在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