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的书都不是他编辑的，我们的编辑是祝庆英（《简·爱》译者）。她也是圣约翰毕业的，一辈子没结婚，帮吴劳校过《铁蹄》。她做编辑像吴劳一样认真，能捉出你细小的错误，还会试译两句，提议这句句子似乎可以这样译。她自己翻译也做得很好。她有个哥哥叫祝文光，是文史馆馆员，他们合译了《爱玛》。祝庆英后来译过法租界档案——法租界里抓过许多共产党，所有关于迫害我们党的档案都要译出。“文革”期间，祝庆英也没进干校，去编《法汉词典》了。当时编《法汉词典》的还有方平和李孟安。李孟安的爱人成钰亭（《巨人传》译者）是平明的法文编辑，早先在现在淮海路三联书店的地方开了一家国英书店，专卖法文、英文旧书。

    平明出版社还有一个编辑叫陆清源（笔名海岑）。他父亲是二十年代有名的鸳鸯蝴蝶派武侠小说作家陆士谔。陆清源精通英文、俄文，他和叶麟鎏、王科一、王永年公私合营的时候在新文艺出版社，号称“新文艺四大才子”。反右的时候，他们因为之前讲过两句话，都打成右派。

    叶麟鎏多亏总编辑孙家晋（吴岩）帮忙，把他调到了青海博物馆，他又学会了针灸，当起了赤脚医生。改革开放后，他回来了，起先也没什么工作，我把他的情况反映给了社里，社里欢迎他，这样他就进了译文。因为吃过苦头，提拔得快一点，开头在汤永宽手下编《外国文艺》，后来升上去了，做主编，然后再升上去做总编。

    王科一运气好点，剪辫子，没事了。王永年去了北京新华社，做西班牙文翻译，还翻译过医学方面的东西。我去北京看他，说你应该继续翻译文学，后来他欧·亨利继续翻了下去，也翻了博尔赫斯，再后来的《在路上》也反响很好。当然译笔上，王科一比他更活。

    陆清源很作孽，下乡吃了很多苦头。三年自然灾害，饿得没办法，到田里捉老鼠吃。“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小集团，精神也有点失常了，回上海不久就过世了。

    汤惟杰：当时翻译的稿费多吗？

    陈良廷：五十年代的稿费很多。王科一译了《傲慢与偏见》，一炮而红，以后就专门翻译文学名著，他的稿费一个月要接近一千块了。所以公寓搬来搬去，都是好房子，生活好得不得了。当时宝大的罗宋大餐一块钱一客，一汤一菜一只面包（按：即所谓公司大菜，相当于现在的套餐），我们经常去吃。巴金开的稿费很高，我们当时第一本书《都会一角》，定价一万零四百块，折合成新的人民币一块零四分，定价的百分之十二给我们，这样一算，印三万本书就有三千六七百块。这等于就是版税，当时叫千字千册。

    《傲慢与偏见》，[英]奥斯丁著，王科一译，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2月版，平装定价一万九千八百元，精装定价两万七千五百元。

    历史研究所、编译所和“五·七”干校

    汤惟杰：您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公家的单位？

    陈良廷：差不多六十年代初。

    我是民盟的成员。民盟里有个经济学家叫寿进文，人民出版社约他译经济书，寿进文让我替他分担几章。但徐汝椿不开心，他说你去帮他译经济书做什么，我们又不是搞经济的，我便作罢。后来民盟千方百计帮我们介绍工作，介绍到历史研究所，翻译一批清末小刀会、《字林西报》的资料。我一看那么多资料，一个人不行，就介绍同是民盟成员的朱曾汶等人一起译，后来徐汝椿也勉强来了，一共四个人。

    翻译这些东西不容易。很多英文我们从来没碰到过，还要译成清末《北华捷报》那样的文笔，比如法院要叫公廨，还有清朝的官职都很麻烦。我们下了一番功夫。我到徐家汇藏书楼去看那时候的材料，笔记就做了好多本。

    历史研究所给的稿费不少，一个月一百二十块。拿了三个月，徐汝椿闹翻了。他说自己是专业翻译文学的，不愿意干这个，就退出了。这样我们待着的人也尴尬了，只好一道出来。又没饭吃了。

    汤惟杰：从历史研究所出来以后呢？

    陈良廷：开始先待在家里。正巧市委要组织一批翻译力量，办一个编译所。宣传部的石西民、白彦和出版局的丁景唐牵头，草婴具体筹备。先摸底：全市大概有一百多个搞翻译的。再挑选：出版社有哪些基本的文学译者，政治方面好一点，文字方面好一点，出过书的。再问生活情况如何，有什么困难。这样筛选了四五批，选了十三人。

    草婴做编译所的头，张满涛（张可的哥哥，王元化的大舅子，俄文、法文都好，曾打成胡风分子，此时落实政策）和罗稷南（译过高尔基）有政协头衔：这三个人第一档，一个月一百二十块。

    韩侍桁（《雪国》《红字》译者，鲁迅骂过他是狗，“文革”时因此被揪），李俍民（《牛虻》译者），陈梦海（时代出版社编辑，译儿童文学），冯鹤龄（时代出版社译者）都是作家协会外文组的：这四个人第二档， 一个月八十块。

    我、徐汝椿、蔡慧是英文的，吕翼仁（左海，吕思勉之女）是俄文的，李孟安是法文的：我们第三档，一个月六十块。还有丰一吟（丰子恺的女儿），一个月四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