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小说最大之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勾勒、塑造了廖兆武、杨玉章两个人物形象。关于这两个人物，我想也许会引发读者不同反响，因为他们均不是作品之“正面”人物，而是从其不寻常之出身（一个是烈士廖青松之孙子，一个则是土匪头熊大炮之儿子）而在时代变革中或不葆革命本色甘心堕落或缘于邪恶势力本性坏事做绝、一步步走向人民对立面之“负面形象。”然文学对社会之功能乃是多方面的，小说中廖兆武、杨玉章两个人物之存在价值，在于他们用自己不光彩的言行帮助社会去探究为什么旧体制中之小人物能够在这时代大转折中发生异化和裂变？从此意义上说，这两个负面形象是具有极强现实意义的。贵为码头派出所所长之廖兆武是烈士廖青松的孙子，此人好耍阴谋且流氓成性，他第一次与杨鸿雁喝酒时，就使计乘杨喝醉奸污了她。特别是他当上了码头派出所所长握有一定权柄后，便开始走上了一条以权谋私、以权侮人之路，后亦靠耍阴谋坐上了市公安局副局长之交椅，成为逼迫北城老渔民龙尚文走上绝路之罪魁祸首；杨玉章虽是国民党城防司令熊大炮与北城医学世家美女陆亚妮之“混血儿”，然在时代变革之前，其父被政府镇压后，他隐姓埋名在故乡岑王老山深处当矿工，“在窟窿道里拼命地干活，从工人到副矿长，”然由于经营不善，矿山倒闭了。后来时代之变革给他带来了发财契机，乘改革开放春风，杨“把矿山承包了下来”。不久，他借发现新的“矿脉和矿种”，不仅扭亏为盈，且实现了重回北城创业之梦想。回到北城后，他又靠“租下十个商铺20年的经营权”，靠收铺面租金发大财。此外，他还靠源源不断从岑王老山岩洞里，把其父埋藏之金银运回到异地换钱，终于成为北城暴发大户。之后，他又与掌握实权之廖兆武等人勾结，在码头建别墅、茶园，还欺骗政府，出台什么禁捕鱼告示和强行搞什么“右江房地产江滨项目启动仪式”，且不预先通知以捕鱼为生之码头渔民们，还要强行拆迁包括老渔民龙尚文、廖春六他们的住房，一步步暴露他为富不仁的真面目……廖兆武、杨玉章现象说明，只要改革中权力寻租游戏不受监督和政治纪律与法律约束，那么不论是在任何家庭背景和任何文化背景、任何时期，都会产生出这样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人来。小说塑造廖兆武、杨玉章这样的负面形象，无疑为当下社会敲响了警钟。

    《河之上》另一个成功的人物形象，是龙鲲鹏与龙尚文父子俩。此两个人的形象无疑是黄佩华先生刻意塑造的正面形象，亦是支撑小说的精神所在。先说龙鲲鹏，他是北城老渔民龙尚文之次子。他大学本科毕业，且是个大才子和名震右江的诗人。龙鲲鹏大学毕业后本可留在大城市工作，然他毅然返回故地北城，与《北城日报》签了就业合同，成了一名记者。由于龙文笔好，是该报响当当的主笔。为此引起了富商杨玉章注意。一次隆重宴饮后，杨玉章便道出自己宴请龙的最终目的——代笔写一部自传，稿酬是20万元。弄清杨之意图后，龙顿时陷入了矛盾之中：写吧，有违新闻记者之职业道德；不写吧，又感到白白失去了“发财”机会，因为杨之经历太“传奇”了！思来想去，他最后还是委婉拒绝了。后来，为了筹集父亲做心脏搭桥的手续费，他只得昧着良心与杨玉章签订了写作合同，还提出了“额外约法三章”。就这样，龙鲲鹏凭借听了“杨玉章的自述录音”后，便立即构思谋篇，认真写作。未几，一部20万字的《老山之子》报告文学稿便杀青了。征得总编韦杰夫同意，该报告文学终于在《北城日报》连载了。后由于受到杨玉章故地老山读者杨荣生控告，称杨玉章之身世有假，为正视听，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龙鲲鹏又只身前往岑王老山寻觅知情人。再说龙尚文，他一生正直、倔强和富于正义感和有恩必报之爱心，当他听说大儿子龙海洋被撤职时，便多次登廖兆武之家门问个究竟；当他听说廖兆武居然靠耍阴谋夺去了大儿子龙海洋晋升机会时，怒不可竭地找廖兆武当面质询；当他看到码头上贴有禁捕鱼“告示”时，当即上前撕了精光，并联合码头“几十户”渔民上市政府“抗议”；当他看到恩人廖青松被土匪残害后，当即冒着危险去为他收尸。几十年后，又为他办了第二次葬礼，并让两个儿子当堂认他为“祖宗”；当他听杨玉章使计要开启“右江房地产江滨项目”并铲除渔民住房时，又怒不可竭地找廖兆武和市政府质询……由此可见，作为老渔民，他是何等正直与倔强！然此种性格到头来亦害了他，说明他脑子里缺少了智慧和深思，不存在崇高之政治道德，做事仅仅出于市井小人物之本分天性而已。由此看来，他并不是那种高、大、全形象，而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都市人物。这两个人物形象表明，生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年轻人，尽管囿于阅历经验，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他们身上却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实现百年中国梦的坚强力量；再者，在改革中我们固然需要那种叱咤风云之勇者，然亦需要那些讲究斗争、做事策略以及珍惜自己生命的智者，进而提出了弘扬传统道德、遵守政治纪律、规矩以及重温群众路线之重大命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