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耕望从小最擅长且最喜爱的算术一科，在同门余英时看来，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治史路径。“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对于不易把握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某种角度上，严耕望的治史路径像接近实验的科学家，追求实证的历史知识。纵观一生的治学途辙，他较近于陈垣和吕思勉，稍远于陈寅恪和钱穆。但他对史学四大家的优点则能兼收并揽。“他的规模弘大承自宾四师，辨析入微取诸陈寅恪，平实稳健尤似陈垣，有计划而持之以恒则接武吕思勉。”余英时评价说。

　　淡泊与寂寞　传统学人的执念

　　在很多场合，严耕望都不避讳谈及清代治学传统对自己的影响。无论是延续朴学的传统考证史学，还是治学修身上的“儒道兼收”，在他身上，治学与一生的生命体验紧密相连。他是一位中国传统式学人，俗世中，淡泊自甘、寂寞自守；学问里，则恒定毅勇，有所追求。

　　确定以中古制度与历史地理作为终身治学的两大方向后，他一直勉励自己，终身保持“有大志，有信心，有计划”的生命状态和学术节奏。出身于累世务农之家，他自幼年就对物质享受没多大奢望，习惯“知足常乐”，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作。“我常反省自己，觉得我非贪人，但对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因这样的学术志向，如何处理世俗生存、个人修养和治学三者的关系，就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

　　严耕望认为，首要的是健强身体和健康心理。他不止一次扼腕叹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学家群推陈寅恪先生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学养之深，语文工具之博备，诚为旷世难得之人才”。但陈寅恪一生未尽其才学。“我想陈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体太差，又是悲观主义者，自不胜负荷其志愿”。

　　第二个关键在于一心力、惜时光。心力和时光既然都有限度，而学问又是心力时光交织而成，故心力与时光愈能集中，成果愈大，对他这样的学者来说，人生就是一切都浸润在学术工作中，成为一个纯净的学术人。淡名利、戒浮躁。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当应慎戒执着，免得限于拘泥不化。他为自己拟定的治学原则与处事方法，纵贯了为学的几十年。

　　他虽然自谦“才极平庸，尤弱记忆”，但他对学术工作能永恒坚持——“如果要说我对学术工作有一点小成就，主要是靠一个‘恒’字诀。”他自述生平除了幼年时代有一段顽童生活之外，自十二三岁开始，就没有一天离开书本，一心一意做学术研究。严耕望在哈佛做访问学者时，正在撰写《唐代交通图考》，他从香港携带了无数笔记卡片。这些卡片自他的大学时代起未中断，有些还写在抗战期间的糙纸上。这种记录方法源自于清代小学传统，也是他读书功力的体现。这种日积月累的功夫最能体验严耕望做学问时坚持的“恒德”。

　　“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样将生命献给学问的，把学问作为人生最终目的的，是一位流落在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传统学人，在动荡和纷扰的时代，活出了动人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