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三书》是严耕望以治学心得为基础，融合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几代史学大家的治史经验著述而成的一部史学方法论著作。钱穆在上个世纪曾劝勉这位弟子，“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严耕望修改旧稿，续撰新作，最终汇成《治史三书》。

　　书中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回忆结集，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问答录。谈到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为后来人留下肯綮的入门指导。他始终致力于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面对上个世纪的动荡而纷乱，葆有一位传统学人的淡泊宁静。

　　如果换个角度，这本单行结集出版的《治史三书》，恰恰是他由学问入生命、把全副生命交付学问的三个层次：治史的方法论之书；个人的学术自传之书；淡泊自甘、寂寞自守的生命之书。

　　钱穆曾劝勉弟子严耕望，“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应该怎么做了！”严耕望修改旧稿，续撰新作，最终汇成《治史三书》。

　　在同门余英时看来，“他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对于不易把握的抽象问题则不愿涉足。”

　　治史入门　欲把金针度于人

　　史学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方法时，往往语言通俗，亲切而实用。《治史三书》亦是如此。

　　严耕望说，“《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书中不仅包含了史学家应有的志业与修养，以及治史的原则与方法、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引文格式和注释安排，还有治史必备知识技能，如目录学与校勘学等细碎问题。既有严耕望几十年来的研究心得，也涵盖了史学研究的大小问题。

　　构建体系上，严耕望更倾向研究者“要空荡荡地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一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从史料搜罗和研究中，建立起一套看法和理论。这与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空所依傍”与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在治史的观摩与体悟中，他主张要大量地细读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例如，被问及“中国通史”入门导读时，他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的著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的著作”，他认为在这样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将会无往不可。

　　对于史学家，“专精”和“博通”两种品质，哪一种更重要？清代时史学界就争论不休，朴学和汉学两个流派中尤为明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严耕望对此有他独到的看法。他将其分为“专”、“精”、“博”、“通”四个层次——“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严耕望提倡从博通出发，达到专精的至臻境界。这种博通，最典型的表现在断代史的研究中，“研究一个时代或者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同时，在博通的视阈中，研究大范围内的小问题，力求专精，才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他认为，初入史学大门，该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地看，基础以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所谓彻底地看，即从头到尾的细读精度，注疏和考证也不可放过。

　　严耕望用《孟子》中的“充实而有光辉”，形容史学论文该达到的水平。这是一种规模恢弘、组织严密、且有创获的境界。他对自己毕生追求的史学事业，要求“真实、充实、平实、密实”，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器局之大，功力之深，算得上是这一境界的典范之作。

　　学术自传　追求确实而稳定的知识

　　在二十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和陈寅恪等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和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严耕望是领军。他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有日记和生活记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在《治史三书》中，他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除了亲历的人事，也对二十世纪史学家们有评述。可将此书看做他的学术自传。

　　在《治史答问》中，他将自己的学史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与转变契机娓然道来，以飨后学。他对历史的兴趣由《三国演义》激发，不过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而后远涉其他史书，由此对历史萌发了初步兴趣。高中时，他广泛阅览一些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著作，在高中历史老师李则刚的引导下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在七七事变的硝烟中他考取了武汉大学历史系，开始了系统的历史学训练。1941年，钱穆于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导论”，成为严耕望的老师。钱穆对历史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强调，影响着严耕望而后五十年的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