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广场旁的小街上有家老牌眼镜店。门上贴着一张海报。一副浅褐色的复古款眼镜穿过海报的纸张，准确地架在海报上面尼古拉·特斯拉端正得迷人的鼻梁上。这个天才的物理学家发明了交流电，一生都致力于寻找到一种可不断使用的能源的探索。他曾拒绝与发明直流电的爱迪生一起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并陷入贫困。但他为自己的故乡南斯拉夫赢得了巨大的美国援助，只是因为他在贫困中想要回到南斯拉夫养老。曾有27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先后向他致谢，感谢他启发了他们的研究思路。在他简单的葬礼上，有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代表这27位得奖者前往致敬。他是个被世界遗忘的人，我在他的像前再三辨认，犹疑在年轻时代的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面容之间无法确定，因为我从未见到过他的肖像。要到第二年我才有时间前去他的小纪念馆，看到他用过的黑色礼帽和白色手套，我想自己喜欢这个科学怪人，喜欢他高大消瘦的个子，和精致的装束，以及他陈列在外间的各种发明，他九十年前发明的无线信号传输，新近才用在全世界都在用着的手机信号上，他的名字新近还用在新款的电动汽车上，他比世界要早一百年，所以他寂寞，所以他可爱。

    贝尔格莱德的橱窗好像一架望远镜，让人看到它被世界有意冷落的那些价值观。这是另一间历史教室。这里物价未涨，道路未修，店面未变，似乎被时间与世界都遗忘了。

    街道拐角的底楼总是咖啡馆和酒馆，墙边靠着一垛垛塑料椅子，白色的帆布伞盎收了起来，扎着，好像一些直立的铅笔。从那装饰艺术风格的玻璃门楣处望进去，一家叫做东方快车的咖啡馆店堂里，墙上画了满墙奥斯曼帝国时代从英国伦敦出发，直到伊斯坦布尔的东方快车路线图。还有戴着红色高帽子，穿着灯笼裤的奥斯曼士兵卡通像，这里荡漾着伊斯坦布尔旧佩拉区那些欧洲式高大老公寓底楼咖啡馆的情怀。

    还有一家，装饰成维也纳分离派装饰的那种带着紧张感的古色古香。深色的天棚上垂挂着闪闪烁烁的玻璃流苏灯罩，店堂深处的吧台一派克利姆特油画里的风情。这样的咖啡馆与老公寓天然相匹配，看来，传说中的塞尔维亚十九世纪后建筑风格全面维也纳化有可信的成分。传说中，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中挣脱出来，开始建设时，才发现自己国家竟然没有建筑师。所以人们前往维也纳学习建筑，带回维也纳式的建筑图纸，以及生活方式。

    也有的咖啡馆脱离了古色古香的十九世纪，只在带有裂纹的地上和墙面上画上春天波希米亚森林里盛开的菩提花，以及蜿蜒而上的藤蔓，配着淡淡漆着绿色的木头桌椅，令人想到摩拉瓦河谷里那些风景优美的山坡。说真的，我更喜欢那些贝尔格莱德特有的复古风格，突兀的波希米亚水晶吊灯从裸露出管道的天花板上垂挂下来，花纹古老并边角剥落的墙纸贴在墙壁上，但压着一面椭圆的大镜子，不锈钢框。这些空无一人的店堂纷纷散发出一种夜晚带来的安宁光晕，充满了故事性与生命力，真令我眼馋。

    贝尔格莱德正通行一种令人诧异并且钦佩的生活哲学。这座城市的经济与生活已停滞了二十多年，似乎处在无政府状态般的街道，到处是凹陷的大小坑洼，到处都是涂鸦，年轻人很难找到挣钱的工作，人们收入和前途都有限。但只要有太阳，街头咖啡馆里便坐满了享受阳光的人。只要红绿灯亮着，即使没足够的警察，人们也遵守交通规则，不乱穿马路。南斯拉夫分崩离析之时，电影导演拍摄了世界闻名的故事片《地下》。这个城市被占领过四十次，它久经沧桑却不屈不挠地活下来，所以这里的人才懂得享受一朝一夕之乐。这座城市好像经受过生活中重大创伤的中年人，创痛是那样剧烈，而且那样不可挽救，所以只能认命。他知道命运无常，祸福旦夕，所以即使是一个上午的阳光也要好好享受，即使是最悲惨的命运也要平静接受，即使只活一天，也要忘情寻找它的美。

    我的塞尔维亚向导米高曾无意中说过一句令人难忘的话，他说，”塞尔维亚人还能怎样做，别人端着枪来，你总不能拿着吉他去会他。“正因为如此，在别人还没亮出他的枪时，塞尔维亚人就赶快先在太阳下坐一会儿，好好喝一小杯热咖啡。这个时刻，他们可以不想过去，也不看将来，只活在一张咖啡桌上。

    在《哈扎尔辞典》里，阿婕赫公主曾有一面快镜和一面慢镜。在快镜里能看到将来，在慢镜里则能看到过去，帕维奇借阿婕赫公主之口说，要是一个人同时看快镜和慢镜，他必死无疑。这算是塞尔维亚人从血泪历史中总结出来的生存之道吧。所以读《哈扎尔辞典》，与其说我们在读一个消失了的民族的历史传说，不如说我们读的是塞尔维亚的现实故事。故事里步步都是隐喻，处处都有机关，只是帕维奇不想说得直白，这才是我们这些对巴尔干中世纪以后复杂的历史望而却步的远方读者会堕入迷宫的原因。

    我们自以为这是迷宫式的结构带来的，但这其实更是盘桓在帕维奇心头深重的历史感与现实压力带来的，他祖国的经历是他迷宫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