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安德里奇在写作时常去街对面的一家小餐馆吃饭，那家小馆子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的深褐色护壁板，护壁板上方镶嵌着镜子，安装着黄铜衣钩。而以一己之子弹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羞涩沉默的少年普林西普有时也去这个小餐馆，他只能吃最便宜的食物，甚至他常常饿肚子。金色马哈鱼咖啡馆就在安德里奇公寓的斜对面，1914年6月，初夏到来的时候，普林西普和他的两个同学拿到了手枪、子弹和炸弹。送枪来的军人问瘦小的普林西普，能否真的会打枪，能否真的行刺杀，他只说：“是的，我能。”而安德里奇日后说，他赞同暗杀行为，只是他自己不能杀人。

    在贝尔格莱德老城区，有两座青铜雕像，一尊是安德里奇，另一尊是普林西普，两个曾经是同一塞族少年读书小组的成员。

    说起来，我是为了细读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而来，却庆幸自己住在莫斯科大饭店里，在这里找到了与安德里奇一生的地理连接。想起来，安德里奇与晚一辈的帕维奇，从富有十九世纪余韵的现实主义小说，到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现代主义小说，真是对巴尔干故事描绘里最完美的过渡了。

    在晚年的安宁里，安德里奇先生在莫斯科咖啡馆里阅读，会见前来访问他的苏联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们，直至吃过晚饭，才走回家去。莫斯科大饭店带有强烈的维也纳新艺术风格，是贝尔格莱德负有盛名的饭店，整个南斯拉夫都曾经以去莫斯科大饭店喝咖啡为生活中隆重的事情。那时正是南斯拉夫鼎盛之时，铁托还健在，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正昌盛强大，幅员辽阔，是华约成员国里最富庶的，也是最自由的。他本人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卸任外交官后，他过着受人尊敬的生活。莫斯科大饭店有种细长的面包棍很可口，与其说它像法国长棍面包的口味，不如说它更令人想起斯拉夫口味，洋溢着朴素的麦香。那里的火腿也与欧洲东部加大蒜的萨拉米肉肠不同，更为细长结实，令人想起奥斯曼骑兵的食物。如今塞尔维亚各地，人们习惯了土耳其食物的口味，面包的形状和咖啡的口味，特别是土耳其口味的新鲜奶皮，它喷香柔滑，令面包成为难忘的美味。离开土耳其之后，我也只有在塞尔维亚吃到了这样好东西。

    这时，奥斯曼再也不是南斯拉夫的威胁，甚至科索沃也回来了。历史上的交战成为如今融合而多元的风貌。听说安德里奇喜欢吃莫斯科饭店咖啡馆里做的一种叫“一片德国”的蛋糕，这与他早年在德语地区求学的经历有关。如今想来，安德里奇生活的那个“当下”真是幸运的当下，不论是与他少年时代的朋友普林西普相比，还是与他下一辈的作家帕维奇相比。

    帕维奇则更喜欢仰面躺在床上写作，与安德里奇的时代不同，帕维奇经历了强大的南斯拉夫终于再次崩溃的过程。贝尔格莱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落里，还有一家咖啡馆，散漫地放着木头桌椅，墙上挂着黑板，只在墙角安放着一座希腊年轻男子的石像，大卫式的胸肌，谛听般微微侧着俊美的面庞。在房间的另一边角落，安放着另一座年轻女子站立的躯体雕像，苗条的裸体微微扭动了腰肢，好像一句承诺。这应该就是帕维奇先生常去的那家。

    他的办公室就在大学建筑的楼上，长期以来他都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哲学教授，研究巴洛克时代的哲学。他同时创作文学作品、小说、历史故事、诗歌和剧本，但直到安德里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六年后，帕维奇才得以发表第一部诗集《羊皮纸》。与安德里奇不一样，帕维奇轻轻放过了与奥斯曼的各种纠葛，轻盈地将自己连接在奥斯曼还在孔亚附近征战的年代：东罗马帝国的时代，甚至更早的罗马帝国时代。公元前的贝尔加蒙王国文明灿烂，诞生了与古埃及的莎草纸相应的羊皮纸。

    世界这样丰美，要不是为了帕维奇的长篇小说《哈扎尔辞典》，也许我不会来贝尔格莱德。1982年，帕维奇从诺维萨德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职位上离开，来到他当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担任教授，带着写到一半的《哈扎尔辞典》，回到他出生的城市。那时，南斯拉夫时局开始动荡，联盟分裂的阴影越来越浓。1983年，《哈扎尔辞典》在离大学只有一个街口的PROSVETA出版社出版在即，帕维奇去到书店楼上的编辑部看最后的校样，现在他工作时用的房间还在原处，他摊开校样的桌子也在原处。那里还竖立了一帧小油画，画的是安德里奇作为出版社编辑委员会主席，在此开会时的情形。最新一任总编辑米兰科维奇曾与安德里奇同住在一条街上，从小看着他在树影里缓缓走去莫斯科咖啡馆吃点心，却从不敢招呼这个名人。

    这两个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作家生活在最近一次巴尔干的起伏之中。与安德里奇相比，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与现状的看法要丰富和含混许多，我想这正是帕维奇不得不采用迷宫式结构和超现实写法的出发点。安德里奇写奥斯曼血贡制度下，那些塞尔维亚青年深刻的身份危机，这也是一种历史带来的绝境。但比起安德里奇描绘的绝境，帕维奇对塞尔维亚历史的认知要更复杂，更悲哀，更独立无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