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前塞尔维亚总统卡拉季奇也是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公交站上被捕的。他现身时，原先额上一大把灰色的头发已然全白，在头顶上扎成一个发髻。他留着一把雪白的大胡子。据说他瘦削专注，与世无争的样子，就像从摩拉瓦河谷那些古老修道院里来贝尔格莱德办事的东正教修士。海牙国际法庭指认卡拉季奇为屠杀波斯尼亚7500名回教徒的战争罪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力图阻止波斯尼亚独立而血洗萨拉热窝，犯下了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严重的战争罪行。自1995年以来，他一直作为塞尔维亚头号战争罪犯被通缉。

    被通缉的十三年里，卡拉季奇却并未离开贝尔格莱德。他甚至成为塞尔维亚语诗人和贝尔格莱德的执业精神科医生，他也一直生活在73路公共汽车沿线的新城区。隐居的这些年，他出版诗集，为病人看病，甚至他还是贝尔格莱德的精神卫生杂志《健康生活》的长期作者。1999年，他与人们一起经历北约对塞尔维亚各地的大轰炸，那次，塞尔维亚再次失去了科索沃。

    电车站前的地面上用黄色油漆划出公交专用线，写着大大的英文：BUS。和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道上的汽车站地面一模一样。

    这真是神奇的地方。

    在黎明，我出门，沿着大坡往下走，路过巴尔干饭店，路过安德里奇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写大桥三部曲的普莱茨伦大街7号，路过金色马哈鱼咖啡馆，它曾是1914年穷困的塞族少年普林西普得到暗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用的手枪和炸弹之处，它在贝尔格莱德的多次轰炸中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隔着玻璃窗，还能看到当年自由波斯尼亚读书小组的少年们玩台球的地方，如今还放着台球桌，好像奇迹一样。

    然后，我见到了黎明前的大桥。这就是1999年为了阻止美军飞机炸毁这座大桥，贝尔格莱德市民拖家带口日夜站在桥上，穿上印着靶心标志的统一T恤，这才保留下来的桥。桥的四周如今画满了涂鸦，显示着一种愤怒而诗意的无政府状态，走上大桥时我看到路灯勉强照亮的咖啡馆墙上，画着快乐地骑在各种脚踏车上风驰电掣的人们。然后我看到贝尔格莱德老塞族隔都，这是奥斯曼统治贝尔格莱德时强迫塞族人集中居住的老城，磨得异常光滑的鹅卵石街道，被晨露打湿，闪烁着坚硬的微光，那里如今是老城最有诗意的地方，充满了铺天盖地的涂鸦和手写的诗歌，以及愤怒的咒骂。我看见了1944年被炸毁的国家图书馆坍塌的院落，以及从那里长出来的大树。然后看见一辆绿色的有轨电车缓缓穿过远处的街道，那是1999年轰炸后，由巴塞尔市政府捐赠给贝尔格莱德市的老式有轨电车，巴塞尔的电车已经更新成子弹头式的了。

    然后，我走上了如今空无一人的大桥，我独自站在了大桥的中央，想象自己身穿一件印有靶心的T恤，赴汤蹈火奔赴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微小裂隙，那是帕维奇在1982年时就点出来的真实的现在。         
    2 贝尔格莱德的三尊青铜像
    “此时，康斯坦丁（发明了塞尔维亚基里尔文字的圣人基里尔）察觉到他脸上的第四条皱纹出现了：威尼斯皱纹，这条皱纹加上萨马拉皱纹、哈扎尔皱纹和斯拉夫皱纹，它们纵横交错地分布在他的脸上，好似四张网撒向同一条鱼。”       

    《哈扎尔辞典》P62。

    从1860纪念碑那里，我回头望了一眼莫斯科大饭店。咖啡馆的大玻璃窗里透露出金碧辉煌的天花板上捷克水晶吊灯沉重的光芒。那里是晚年的依沃·安德里奇先生每天下午都去的地方。说起来，他也是在萨拉热窝长大的，和卡拉季奇一样。

    不过安德里奇先生晚年生活在一个巴尔干难得安宁的时代。1860纪念碑旁边的莫斯科咖啡馆是他生活中的最爱。他常常去那里喝些不加奶的土耳其咖啡，再用一杯白水冲干净嘴里的咖啡渣。那款咖啡是莫斯科咖啡馆的招牌咖啡，又烫又黑又浓烈，却与意大利的浓缩咖啡口味截然不同。

    安德里奇少年时与在1914年刺杀费迪南大公夫妇的普林西普一样，都是“青年波斯尼亚”激进的读书小组的成员，他甚至也是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时的私人朋友。少年时代，安德里奇已经显露了写作的才能，他还为普林西普写的诗歌提过意见，鼓励他继续写作。

    刺杀案发后，受到普林西普牵连被捕的有二十多个人，“都是十九岁甚至更小的男学生”，安德里奇也被捕和关押。只是他在1917年被释放，得以到奥地利和波兰继续学业。上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侵入贝尔格莱德，安德里奇隐居在老城区的一幢如今刷成淡黄色的老公寓里，在两次大轰炸之间的四年时间里，写出日后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波斯尼亚三部曲。甚至因为他的小说，他家乡那座四百多年的土耳其石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在如今总统府旁边的绿地里，竖立着他晚年在大街上低头散步的青铜雕像，他功成名就。但在此不远的地方，两条大街交会处的小街心花园里，竖立着普林西普的青铜雕像，十七岁的塞族少年茫然望着前方，他甚至高中都没能毕业，他被人称为世界上第一个恐怖主义者，也被人称为塞族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