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的国家天气较好较温和，落脚在那里的人都能活着，落脚在那里一起工作，就形成了一个社区的、相互帮助的、权利界定清楚的制度安排。他也可以写一个模型，好像也很有说服力，假定他是对的，拉丁美洲的人就永远没希望了，因为现在没有一个时光机器可以倒回去四百年前，而且还要说服上帝把北美的天气改到拉丁美洲去，你说有办法吗？如果没办法知道了也没用。但是如果我们从要素禀赋结构出发，因为资本在每个时点上是给定不能变化的，但是随时间可以变化，这就让我们有个抓手来改变这个结构。

    第三个是最根本的。我们经济学家分析问题，一般最重要的（工具）是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跟substitution effect（替代效应）。比如张五常常讲说他只有一句话，就是substitution effect，相对价格效应。因为他研究的都是比较微观的问题，也不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他只要看substitution effect就可以。但是我们研究长期发展的问题，那就还有income effect（收入效应），这两个效应其实是除了像研究statistics（统计学）或者做econometrics（经济计量）那种方法论的之外，所有经济学家作分析，不管再复杂的理论或是概念，到最后不是讲income effect，就是讲substitution effect，也就是要素禀赋跟它的结构，同时决定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面的总预算，跟它们的相对价格。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和分析参数。

    再从马克思来讲。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马克思说是生产方式、生产结构。但是马克思还只是从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的经济基础，来研究组织等一系列的上层建筑，但是生产结构是怎么决定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嘛。所以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我完全是从经济基础开始，只是从经济基础的更基础，把生产结构生产方式都内生化。所以这里继承了新古典，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新古典，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那为什么内生性很重要，为什么我强调必须去研究内生性？因为不研究内生性，经常会误导。就像金刻羽（编者注：指Coeurdacier, Nicolas, Stéphane Guibaud, and Keyu Jin. 2015. “Credit Constraints and Growth in a Global Econom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9): 2838-81.），model是很漂亮，我承认，所以可以在AER上发表。但如果她是对的话，发展中国家同样无能为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注定流到发达国家去，去帮助发达国家。另外，更重要的是，她没有解释现象。我今天评论得是比较客气一点啊。你们想想看，那为什么发展好的国家，它并没有资本外逃，而且是资本流入。只有发展得不好的国家才资本流出，流到美国，流到瑞士银行。

    原因是什么，是她没有把产业结构内生化。她的出发点就是假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而且她也没有比较优势的概念，一个在非洲生产咖啡的国家，同时有资本很密集的钢铁业，她就直接把这个当成出发点去研究了。所以我觉得她不够根本，她如果没有把结构内生化的话就经常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要内生化就要从最根本的出发，最根本的外生，或者最根本的给定因素出发，这样才不会把中间的一层作为出发点，这经常会误导。从最根本的出发的好处，就是不会好像从中间因素出发那样，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结论正好是相反的；从中间因素出发得出的政策含义，如果被认真采取的话，就会是误导性的。这是一点。

    第二点，如果你从最根本的出发，那其实这样的approach（径路）是最flexible（灵活）的，能解释最多现象。你比如说，我整部《中国的奇迹》，讨论中国的各种变化、各种的制度安排，我很自信地讲是一以贯之的。到后来的马歇尔讲座，我把它扩展到解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六十年来的变化，我也一以贯之，而且可以谈论的问题是非常多的。我不仅讨论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产业政策的作用，我还谈论最优金融结构、教育结构，还有潮涌现象，等等。很多现象你都能解释，而且每个现象你都可以写一个很严谨的模型，并且这些现象到最后都是可以加总的，因为它背后的所有的出发点是一样，所以变成一个体系。所以我强调内生性，而且强调最根本的，我还没有找到比要素禀赋更根本的经济参数。我跟大家强调，是因为现在的主流里面，除了研究国际贸易的人在Hec-kscher-Ohlin的时候还讨论，现在又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