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十年，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到一九九六年，十年里，我只写中篇和长篇。应当说，中长篇的体例是比较适合我的，我自忖长处是耐力，能够在较长时间里控制节奏，匀速前进。想到前面是漫长的篇幅需要去填满，会生出一种富足的心情，很兴奋。相反，短小的，如短篇小说那样的体量，从开头就可看见结束，倒急躁起来，按捺不住性子。短篇小说需要的是一蹴而就的弹跳力，我却没有，我是有些类似工匠，而且不是巧匠，属砌长城那种粗工。一块一块砌砖，越庞大的体量越让我进入竞技状态。这十年的末尾三年。我可说是连续写作两部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和《长恨歌》，其间写了中篇《伤心太平洋》，其后则是《我爱比尔》《姊妹们》。事情已经到了不节制的程度，可谓耗资糜费，真有掏空抽干的感觉，于是，刹那间止住。接下来的一整年没写作小说，只作些整理讲稿的文字工作，就像歇地一样，等待能量再次聚集。将息一年，一九九七年，复又开始小说写作，第一篇是短篇小说《蚌埠》。 

    其时，心情格外安静和从容，没有一丝强求，每一个字都是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看起来，短篇小说总是作写作之始，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但这一次和上一次又有所不同。上一次的谨慎多少是举足无措，这一次则有意为之，自觉地节制。从题目看，“蚌埠”应是篇大文章，可事实上，我只写了一万字的篇幅，我将这城市当人，为之画一幅像。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天仙配》，说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要是放手铺陈开来，可作中篇，但我并没有旁生枝节，而是单纯地叙述完毕，不过，是个长短篇，一万五千字。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此又拉开帷幕，带着一点探寻的表情。我对短篇小说有了敬意，也有了兴味，但不等于说我就对它有办法了，我还是自觉得不及。尤其是看刘庆邦，苏童，迟子建的短篇小说，是什么样的神来之笔啊！更知道自己的不相宜，也就因此，更甚于对它好奇，当然我只能后天努力。我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并不止是“短小”，虽然我在“短小”处摸索了很久，比如《聚沙成塔》，《小东西》，《千人一面》，那都是些边角之类的材料，多少是余兴之作，并非我的本意。直到《喜宴》，《开会》，《招工》一批，我方才隐约摸索到路数，我想，短篇小说的材质应是轻盈，这一回，我是真受到它的吸引，但“轻盈”恰是我匮缺的，先天匮缺的，补也补不上来。我的笨重不时要漏出馅来，比如《酒徒》，直奔二万字，而我坚持这是一个短篇小说，我不是说它“轻盈”，而是这故事的材质有一种“枯瘦”，我不能注水。“枯瘦”能不能算短篇小说的特质之一呢？不知道，只知道“枯瘦”也不是我的特质，我是撞上什么算什么。不管发生了什么，自此，我没有中断短篇小说写作。在这连贯的写作中，事情并不是没有变化的，所以，我还是想再辟一个阶段。 

    第三阶段，我以为是从《发廊情话》和《姊妹行》开始的。此阶段，我正视了我在短篇小说上的缺陷，但不是以回避的方式，而是和解，尝试着与短篇小说建立一种两相得宜的关系。这两篇小说我都没有放弃讲述完整的故事，《发廊情话》，我做的是藏匿。将故事限制在固定空间和固定的视角里进行讲述，某部分情节便不得不隐身于未知中，留下揣测的余地。也因此，它更具备诠释的条件，于是，吸引了用功的人们的热情。我私心里却更喜欢《姊妹行》一些，我虽然决定它是短篇小说，但却没有约束自己天性上的拙劲，就是从头道来，所以显现出枝节蔓生的自由自在，篇幅也突破了两万字。迟子建也喜欢《姊妹行》，她说，最后，分田找到水，两人说走就走，看到这一节，她吓一跳，激动起来。这话正说到我心坎上，这个听来的故事搁了有十来年，终于让我决定写成小说，就是因为想像她们俩将婴儿一扔，拔脚就跑的情景，这一情景将两人的面貌描摹出来了。这是不是灵感？不知道，但它大约就属于那种“轻盈”，也大约就是这一笔，让我将故事规定于短篇小说。写作的人，就是这么心有灵犀。《姊妹行》也常常引人发问，为什么不写成中篇小说，我想，它可以写成中篇，但我恰巧将它写成了短篇，一个篇幅较长的短篇。此时，我对篇幅已不那么在意，区别短篇和中篇的，我以为更关键的，是材质。当然，有时候事情确实不那么好分辨，《临淮关》也是骑线，我当它短篇小说写，可是许多选刊将它作中篇选读。我也犹疑着它算不算一个标准的短篇小说，要知道，无论关于写作说出多少道理，临到下笔，多是不自觉，由具体形势所趋。但一些较为明显的错处是清楚的，比如《红光》，其实是一个中篇的结构，因为刻意要写成短篇，难免写得太节约，看起来就枯索了。在此亦可看出一个转向，以往是将小撑大，如今是将大收小，就像手生的匠人做活，会糟蹋材料。上乘的手艺人，从料就看得出是个什么活。爱斯基摩人说的，做活，不过是将多余的部分去掉，难的是不晓得哪是多余，哪是必需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