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形式的虚构性让作者不必局限于原型人物，有更大的空间来探索战争对不同人带来的影响，而多个的视角让人物和事件也显得更为丰满立体。埃尔莎的叙说到山雨欲来的日占前夕；继之以广东来的保姆林讲述着给留在家乡的妹妹的信，她目击了英国人的溃败和日军的占领；然后是汤米在赤柱拘留营的日志；最后从埃尔莎和汤米的女儿玛里这个孩子的视角来看劫后回到威尔士的生活。对战争的历史叙述中，经常会集中于正义战胜邪恶的宏大命题，而小说的笔触则能伸向人性复杂的层面。一方面，作者白描香港的市场里宰杀活鱼、威尔士捕鼠人拿锤子活敲老鼠脑袋血淋淋的场面，那无疑是大规模战争的类比和缩影；而另一方面，小说也描写了德军战俘留在威尔士，娶了妻。汤米深受创伤变得阴郁可怕后，是这个德国人握住了玛里的小手，给了她父亲般的关爱。 

    根基与家园，自我与民族 

    赖泽赫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姨婆门纳过世后，在她的手提包里找到一块用很厚的油彩刷成英国米字旗的饼干。半个多世纪，她一直带着这片饼干。饼干的确切来处已经无从考证，但一定和日军投降、拘留营解放相关。这段有趣的故事并没有出现在小说中，威尔士人曾经的帝国归属感不是当代威尔士作家的关注点——这或许也是赖泽赫为什么要用小说的形式重新书写姨婆故事的原因之一。   

    赖泽赫更着意从后代威尔士人的眼光来重现埃尔莎在香港的疏离和隔阂感。一面是埃尔莎作为殖民者的上层生活，住在高级住宅区、参加高级酒店的聚会，三人的小家有专职的华人司机和两个华人帮佣；而另一面是埃尔莎作为威尔士人的格格不入——她在聚会上兴致勃勃地提到威尔士过新年的传统，却无人理会，而与当地的华人，尽管她努力接近，还是隔了难以跨越的鸿沟。 

    对于自我的身份，我们总是会提及“根”的意象和隐喻。“根”延伸在埃尔莎一遍遍对玛里描绘的归家路上，“根”是绝望时刻汤米祷告时的力量之源。而同时，小说中几乎每个人物都扬帆展翅，经过了迁徙。威尔士人和华人相似，一边是根基深厚的民族性，一边又不惮以四海为家。埃尔莎的两个孩子，一个最后还是回到了威尔士，一个去了香港；从广东农村出来的蓝和林两姐妹则到了香港又走向西方。战争、现代化进程摧毁的家园都可以重建，当代人的家园可能不止一处，大都该有中文难以表达的复数形式，而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可能就是一碗醇香味厚的肉汤、过道上祖辈带回来的一个雕花玻璃灯罩，甚至是海岬上倚靠过的一块岩石。 

    《米纸日记》中的“米”无疑是东方经历的象征，连接了香港和威尔士，落在纸上，再经过翻译，不单单是他们的故事，也成了我们的故事。最后要提及一点，这是一部用英语写作的威尔士文学作品，但作者也用了不少威尔士语，希望它在中文里也能安家。